中国已确立其全球财富总值第二的位置

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每年发布一次，净财富包括一个地区的金融和非金融资产 —— 后者基本就是房地产。金融资产除了常规的股票资产外，还包括私人养老金（但不包括政府养老金），再减去债务后得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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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J3 S' W7 z6 Y0 n* D9 k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球家庭部门净财富增加 14 万亿美元、总额增至 317 万亿美元。美国依旧是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国家，聚集了超过 98.2 万亿美元。中国以 51.9 万亿美元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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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称赞中国“增长冠军”。根据它的数据，在去年 6 月至今年 6 月期间，中国家庭净财富增加 2.3 万亿美元，占全球新增净财富的 16.4%。而在最近 18 年中，中国财富总额增长了 1300%，是其他所有国家增速的两倍多（从 3.7 万亿美元升至 51.9 万亿美元）。

“中国在本世纪发展如此迅速，以至于曾经看似无法击溃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在一代人中消失。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创造财富方面寻求模范、灵感和帮助的对象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或日本。”瑞信在报告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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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8 N1 a3 a9 [然而，在中国整体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财富仍只以 4.7810 万美元排在全球第 39。作为对比，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分别以 24.46 万和 21.23 万美元排第 14 和第 20。而且 2018 年中国人均财富 4% 的增速也落后于中国总财富 4.6% 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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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意味着中国新增财富由少部分高收入人群贡献，财富聚合效应更明显。目前中国净财富超过百万美元的富豪占全球总数 8%（约 350 万人），仅次于美国（41%），高于日本（7%）、英国（6%）。但中产、中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增长放缓甚至减少，抵消一部分人群财富增加值。单看今年的报告数据，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并不如瑞信说的那样乐观。

1 Y5 ]; Y3 u9 C' O, Y; t更能反映一个群体财富分布情况的“财富中位数”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净财富中位数只有 1.6 万美元，是人均净财富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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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财富中位数已经停止增长，一些地方还出现下滑。最近三年财富中位数增速只有 6.2%，还没跑赢 GDP。类似的，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增速，也没跑赢中国财政收入增速。

中位数是将一系列数字高低排序后找出正中间的数字，假设十人团队的财富构成是 1 名 100 万加 9 人每人 10 万元，那么他们的财富中位数是 10 万元，而人均则能达到 19 万元


相比之下欧洲经过英国退欧、欧元区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政经问题后，居民财富中位数已经重新恢复增长。

美国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今年美国个人财富的中位数是 6.16 万美元、人均财富达到 40.39 万。但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个人财富中位数就重新恢复增长，最近几年的全球经济动荡也没能影响到它。

% y0 s: n+ B7 J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能说明这一问题。中国基尼系数自 1997 年以来几乎一直在扩大，至 2009 年已经达到 0.49，这几年稍有回落，2016 年年末为 0.47。如果跟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比，中国基尼系数大约排在倒数第三，仅小于南非和哥斯达黎加。

基尼系数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结果介于 0 到 1 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它只计算某一时段，如一年的收入，不计算已有财产，因此它不能反映国民的总积累财富分配情况。


中国出现这一情况，很可能跟中国居民有限的投资渠道以及不甚透明的营商环境有关，这使得他们主要的收入增长将来自于工资性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增长乏力。今年前九个月，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分别为 1.19 万元、0.34 万元和 0.1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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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6 h/ H  l# J& B9 |5 p0 Q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此前一篇工作论文中提到，作为理性经济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会通过有效的资产组合获取最大化的收益。但论文作者认为在中国，受制于一直以来的资本账户管制（尤其是外汇管制），中国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在股市低迷、P2P 崩盘、债券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来回投资几次最后可能还是重新投资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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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C9 p. g2 |' \与此同时，看起来一直会涨的房子又进一步刺激居民投身其中。在这种过程中，信贷扩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就连中国央行也在今年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说，近年来中国住户部门债务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目前债务余额约为 40.5 万亿元，较 2008 年时增长 7.1 倍，债务增速偏高。住户部门杠杆率（债务余额/GDP，约为 49%）低于国际平均水平（62.1%），但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水平（39.8%）。

这些因素相互强化，使大部分中国居民有了如今的财富结构。按照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院刘海影的说法，其中的问题在于一旦经济增速无法达到预期，居民工资收入减少，高房价收入比难以维系，人们对房屋的投资性需求将会降低。而这一变化又反过来使跟地产、基建紧紧挂钩的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进一步否定维持高房价的投资理由。对于债务比已经接近 50% 的家庭部门而言，房屋不能变现将直接影响其财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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