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代尔·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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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总第864期《中国新闻周刊》4 t; Z# G0 w3 E' j, {/ A _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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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将危害到全球贸易的长期收益。也有人希望严厉的政策能够阻止中国在技术上与美国平起平坐。但对全球贸易长期影响的担忧有可能被夸大了，而遏制中国的想法则根本无从实现。' }) A) n! I& w)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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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发生有三个原因。首先，各国的内在资源不同：一些国家拥有石油，一些国家拥有铜；一些国家种香蕉，一些国家种小麦。如果贸易停止，全球繁荣就会受到打击。但商品和农产平贸易其实只占贸易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并且毫无疑问会一直如此。7 z; A g% m( y/ ^) J7 X4 T9 ]
, H. T5 i4 R" N+ C, }+ Z贸易还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不同。低成本国家使用进口自高成本国家的机械，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品。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大卫·奥托（David Autor）证明，这类冲击对于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人不利，对于公司利润有利。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只要形成内向投资和本地企业家精神的富有成效的平衡，并利用出口拉动型增长所带来的收益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技能，就能从中大大获益。如果没有一开始得益于劳动力成本差异所带来的贸易，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功根本无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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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未来，这类贸易也许将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如今，中国的工资正在迅速上升，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在迅速下降。许多人认为制造业将接着转向其他低工资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但其实很多有可能会流回发达经济体，但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不会产生多少新的工作岗位。. M2 N' ?: V; g$ A4 v" s# v' [ ^
3 S' t+ I2 T( J; Q/ F最后，专业化制造和研发的规模经济促使同等富裕的国家之间发生贸易。欧洲豪华汽车出口到美国，哈雷摩托车进口到欧洲，各种高度专业化的资本设备项目双向流动。 p2 e- D% u0 U4 f* R
" {* |8 k+ h v2 Q! E一旦这些贸易关系建立起来，突然性的关税改变将起到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特朗普的政策毫无疑问是对全球增长的重大短期威胁。但在长期，彼此之间人均收入大致相等的洲际贸易并不是繁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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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G) A6 c- M. F! l1 h( R; e关键问题是，需要多大的经济区实现规模经济和复杂的集成供应链，同时保持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如果是爱尔兰这样的国家，人口500万，试图在所有商品上实现自给自足，其收入只能是今天水平的几分之一。即使是规模更大的英国、法国或德国，试图自给自足也会大大拖累其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k! ]1 [, l7 t, c/ z7 J: B O7 h
6 W) x, E2 U% q! W. Y5 g1 r8 e但中国大陆经济有14亿人口，能够实现一切可能的规模经济，同时仍然保持激烈的内部竞争，理论上印度也可以。拥有3亿多人口的美国，如果几乎杜绝进出口的话，将略微受到影响，拥有5.2亿人口的欧盟单一市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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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F3 Y0 o8 v! C4 a9 x中国经济的起飞始于劳动力成本套利，但经济水平的维持依靠的是大规模知识转移。9 x G& x/ ]8 W# k( g: v8 E
7 }# n1 _- V* I5 V7 e* j6 }) Q受雇于西方公司的中国工人和管理者学到了新技术。供应商必须满足高标准，本地企业家因此能够依靠高质量的供应链参与竞争。合资企业不可避免地让知识向本地合作方转移，西方公司也愿意转移，以进入巨大的中国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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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 s, B, `* i" H' d现在，美国担心中国技术实力的崛起，美国国内的鹰派担心美国丧失技术优势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后果。对华产品关税在部分程度上是对这些担心的回应，而限制中国收购美国高科技公司则是直接源自对这些威胁的担忧。/ A7 z8 J1 Z4 | l$ F6 e8 Z X) o
. Y: F+ y) a( z. o' U+ @- [3 D但一切已经太迟。如果回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政府不敦促中国实行经济开放，而是禁止所有美国公司赴华投资，中国的崛起将大大推迟，但中国不可能永远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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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W8 H6 M' ~# N: J6 u, N由于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如今中国的崛起已能够自我维持。一个巨大的、日益丰裕的国内市场让出口对于本国经济增长不再那么不可或缺。迅速提升的工资为机器人的最佳实践应用创造了强烈的激励，而中国公司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日益成为尖端创新者。即使美国从现在开始关闭贸易和投资大门，也不会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崛起造成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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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望模仿中国迅速崛起的较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和全部非洲国家并非如此。这些经济体已经面临着自动化将扼杀出口导向型工厂就业岗位创造力的威胁。在当今特朗普所制造的混乱局面中，最重要的是确保这些挑战不会被有害的贸易限制所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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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美国新经济思维研究所主席，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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