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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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A+ ?5 I4 w1 t( d0 p6 }界面新闻：一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公布。您如何评价当前经济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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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宇：中国经济一季度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大家认为“符合市场预期”，但这里的预期是数据公布前的最新预期，这与去年末、今年初的预期不是同一个预期。差别在于，1、2月经济数据大幅高于外界预期，随后预期“水涨船高”。所以，一季度经济增速符合的是新的预期，而不是原来的预期。去年年末，包括我在内，预期增速都达不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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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的是，一季度增速较高的同时通胀并没有超出预期，有的指标还略低于预期。这体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房价水平中。过去大家倾向认为，增长超预期时价格压力通常也会比较大，然后到了某一个时点，价格压力大到不可承受，那只有给它降下来，而增速也会随之降下来。如果像现在这样增长比较强但价格又不涨，那么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增长潜力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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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 l; p8 V6 A- n# s& I% T% N界面新闻：当前增长势头的可持续性如何？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6 ~/ z$ Q U. F" G! @$ \9 v
: z2 t+ M' h9 I% F# \宋宇：传统上，潜在增长是用通货膨胀来衡量的。从通胀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本来可以更快，但更快的增长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负债和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可持续性增长。也就是说，除了通胀，我们还要看环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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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个好的迹象是，虽然增长势头强了，但通胀水平较低，并且环境污染状况也有所改善，或者至少没有恶化的倾向。杠杆也是一样，不管是看广义货币(M2)还是看社会融资总量，它们与名义GDP的比率至少是稳住了，M2增速还有所下降。 C6 i- h* ]% I: h* k
# g9 x( z3 D4 _也就说，一季度是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没有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取得了6.8%的增速，这与前几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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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预测全年GDP增速是6.6%，比政府目标稍微高一点。我们认为，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强调一点，我们不太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5 V3 ]3 b$ u, D4 \0 q2 d. t
% {" A3 X4 t' M+ i界面新闻：如果外需和出口出现下行风险，中国宏观政策是否可能做出调整？7 [' S6 K; x# W4 N' M+ j: B# B
' r9 n7 I0 J" v3 D u/ E: [8 o宋宇：应该调整，而且几乎必然会调整。我们看到，此前财政上的紧缩主要来自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这些融资渠道的限制，这从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货币金融方面，整体融资增速也下来了。货币、财政政策其实都有收紧。 |6 `7 B# y* }5 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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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房地产政策的紧缩是从去年3月开始的。环保政策也从去年4月开始收紧，很多项目受到制约。如果没有这些制约，GDP增速会达到更高的水平。5 k0 I9 j6 R: C8 \2 F6 R- b
" j; r9 P: y. O# @. {7 d2 \4 i( [不过，最近宏观政策出现了松动的倾向，一个迹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技术上来讲，这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原来准备金率很长时间没有下调，央行用各种工具调节提供流动性，现在换成下调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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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调节流动性的工具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被普遍认为是有强烈信号意义的政策工具。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者不希望发出明显的放松或紧缩信号的时候，一般不太倾向于使用这些工具。不过，央行做了很多预期管理的工作，防止市场对政策调整的力度有过高的预期。 X% U6 n, l* b+ R5 J. u'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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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领域的调整，包括对影子银行的清理，对地方融资的限制。总的来说，政策会灵活处理，也会留出空间相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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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G4 K" c% ^( \( H& |$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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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如果双方提出的关税措施付诸实践，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量化？; M, d3 |$ ~; k1 f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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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宇：贸易摩擦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会有多大要看事态发展程度。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征收的关税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按照我们的基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最后将以和解告终，而不是全面的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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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由负转正，您如何看待现阶段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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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宇：从技术上来讲，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但实际上拉动短期需求的不是净出口，而是出口。净出口和出口的区别在于进口，因为进口当中同时存在满足外需和内需的因素。2 _( P$ A5 s. a4 C. M6 Q# Y u6 w
6 m% o$ s4 l$ ]2 X想象一下，如果出口增速上升了，它对总需求是一个正面拉动，但净出口有可能对增长是负拉动，原因是国内需求可能上升的比外需更多，结果进口增速上升更快。因此，在考虑短期需求拉动因素的时候，要直接考虑内需和外需，外需也就是直接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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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P! p" O; \近两年外需出现了恢复，但恢复的幅度比内需恢复幅度要小，并且复苏出现的时间要晚。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内需恢复在前，带动了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盈利，进而促使其内需增长，这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P+ g: _/ K5 o! R4 {
: X8 s2 F1 z8 m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在过去五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外需恢复对整个GDP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这个外需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拉起来的。“大国效应”对日本和欧洲特别明显，对美国相对次要一些，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较少。& s; |; d `4 F: z
% v& x; ~& h) |) s0 N: {界面新闻：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家们在广泛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此您有何见解？; g3 s U; k2 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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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宇：改革开放以来做对了什么？我们可以问问以前做错了什么，然后把错的东西不断纠正过来，否定错的东西。; n0 S- t; i1 r }
" Q5 N/ S* E! W, ~1 e/ S: o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是相对勤劳努力、渴望致富的人。我们把奖励机制做好了，核心产业和技术最后都会起来。如果机制不好，违反了渴望致富的人性，那是搞不好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致富光荣”，其实就是把大家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给激发出来。搞对机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5 n- b" c3 W7 M7 y0 b# V
: e2 i9 W" ]2 v中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优胜劣汰”带来了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但这种机制的改革止于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都没有充分开放。! a1 ^4 A$ `% [, k7 Y& U. E0 G
) k0 f5 P# |3 e$ m" g长期持续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新主意”，这需要不同的人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的高增长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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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o8 t3 u- n5 W* _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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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中国提出金融业的开放要与风险防范并重，您认为开放过程中会有哪些潜在风险？' ?$ X2 ~5 P" r* j. S% O' {
: b( g2 O: X4 `2 U1 }宋宇：现在担心的一个风险是外资企业进来后的可控性问题，另外一个担忧是出现所谓的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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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行长说开放与防风险并重，是非常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行车速度非常“疯狂”，但安全纪录非常好，原因在于，德国人严格规定了哪些事不能做，同时大家严格遵守了这些纪律。所以，金融业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大的框架定好，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各方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在创新中把市场发展起来。. q0 d) v; S6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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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风险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带来风险，极度强调风险会导致很多新事物过早地被放弃。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l- v& T1 G*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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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d5 W0 V6 e/ C" \, ]- H* 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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