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政治学、社会学角度看律师,这事关一个社会的正常运作和正义,但就经济而言,是否有意义则很难讲。比如人家欠你货款1万美元,打场小官司的律师费也要近万美元。很多情况下,百姓也知道即使官司赢了,他也得不到多少钱,甚至律师费都高过讨回来的钱,但还是愿意让律师帮他打官司,就是为了出口气。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打官司,在他卸任后竟然“完全破产”(希拉里(专题)语),而且还欠着巨额律师费。但这些都会被算入GDP。% ?+ G6 X. W% p$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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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美国,一向“和为贵”的中国很少诉诸法庭。而且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调解的功能也远大于美国。比如山东曲阜推广一个经验,当地政府发现如果是通过打官司解决的纠纷,往往有两个后果:一是关系破裂。二是不管胜方负方都不满意。于是他们尝试成立和事佬委员会: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能人以及基层官员组成,遇到纠纷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当然社会成本最低,效率也高,但就是无法统计进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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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另一个产业就是监狱。今天美国人口占全球总数不过5%,但美国关押的犯人占全球该类人数的25%,高达200多万。从1970年到2005年,美国的监狱犯人数量增加了700%,而美国总人口只增加了44%。美国教育部调查发现,1979年到2012年间,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上的支出增长了107%,而在刑罚上的支出增长了324%。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最新报告,有11个州花在监狱和拘留所的钱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钱还要多。这11个州为密歇根、俄勒冈、亚利桑那、佛蒙特、科罗拉多、宾夕法尼、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罗德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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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全国监狱系统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从而创造出如此庞大的“监狱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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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讲,美国监狱如此庞大的开支固然必要,从经济的角度讲虽然也会被计入GDP,但恐怕算不上是创造正面的财富。许多律师的行为恐怕也难和创造财富挂上钩来。或者说这两大行业的比重越高,美国的GDP就越不健康。) B I8 w, z* m& H B9 q
8 r+ X; L% d! e+ H- y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由于律师费用的高昂以及交保获释的高门槛(被告要雇用保释金经纪人,并交付保释金的10%作为对方的酬劳,这也要计入GDP),美国的司法很难讲是公平的。穷人请不到律师或者好律师,穷人交不起保释金就只能以失去自由为代价。而一个富人即使犯了案,可以交钱免坐监牢,更可以找好律师避过牢狱之灾。枪击(专题)总统里根的嫌犯(出身于达拉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最后在高明律师的辩护下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免于起诉——辩方出具的精神病学报告认为他患有精神疾病,而控方的报告中结论则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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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8 k) l( E2 T, H 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在刑事审判中共花了近1000万美元,他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最有名的刑侦专家,甚至是科学家。他们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经验,一次次地向控方发出挑战,才使此案枝节横生,旷日持久,并让陪审团对所取证据的可靠性发生怀疑。今天美国只要谈起辛普森一案,无论黑人白人都承认,假如辛普森是个雇不起一流律师的穷光蛋,那他非进大狱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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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美国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相当程度地被“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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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行业就是军事。军事当然也有超越经济的意义,事涉国家主权安全,也是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象征和基础。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它也是纯属财富消耗而非财富创造。日本战后崛起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受益于美国军事保护的“和平红利”,免去了自己沉重的军事开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大幅削减军费,裁员百万,要军队为经济发展牺牲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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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军事各国不会直接计入GDP(一般是转移统计,比如造军舰计入制造业,采购可计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但仍然会拉动GDP。2016年美国军事开支预算高达5850亿美元——和全球第二十大经济体瑞士的经济总量不相上下,其中国防基础预算是5340亿美元,这其中的三分之二即3484亿美元用于国防部日常开支,购买原料、零部件、物流支出、设备维护。军人和非军人的薪酬支出也占了将近一半。而中国的军事开支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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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炫耀美国有十艘航空母舰,那么中国的回应就是我们有近两万公里高铁。航空母舰编队消耗的费用和中国高铁创造的效益是多么大的反差。虽然两者都可扩大各自的GDP统计,但对于财富创造而言则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