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在中国一文不值根源是制度安排上的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为什么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

2 G4 ?+ L$ Y8 W, ]2 ]" @0 Y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 D* U, t3 b( q$ c) n6 i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起。
; S9 J* _4 C% m. X% S
$ X' a# M4 F7 ^, ~3 D. a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也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呐，这笔生意之后，他又会在哪里？

5 A8 F7 g# f% E" I$ ~8 r$ ?6 B2

) M/ ~; w5 S7 [. \, x  b' K8 e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 ]. z; L, \5 e1 w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G8 r; `6 K  i+ {- l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 X: G6 s7 g2 F7 u: r2 B# E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2 ]/ m2 e% f9 M' P7 T# H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度最大的一部分。

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3
  c- f$ k; z: x9 P; F
& |4 m  m( v5 q& j/ ^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 M& c& X4 R, g, h/ F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7 o2 _/ s6 s. t0 H. H
, S: K% V$ c9 p/ ]: o  f! M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1 D; V8 m' k, [, H- b5 k; S1 f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 z, ]9 t: `2 n; T2 h2 x% h
: r6 t( H2 _: A+ Y/ i0 a+ a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7 I7 n( o) \3 v* |/ y. g3 z因为在中国，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最高为五十万元。用区区五十万元、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9 j* u7 ~: a$ k, a% u3 T9 k% \  [4 p
% F% J' G. `8 ]' L: ^8 ]5 C4
. M" s; {3 ]$ }% N: H6 \$ e" ]
, [* W- g8 q5 S. p0 c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掉的。

因为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乃至数十亿，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 S9 N" h6 z! m! l3 @: M
0 m4 J/ B( V" D8 j9 t5 b, x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莆田人恐怕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应该从医疗产业中彻底出局。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4 u' f8 f5 ~! Y& x- ^% P
而这两个事实的出现，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就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
/ e; O2 Z' [6 O3 r' w( k/ e0 L# F
1 u0 ]# W/ ]/ l! v  q9 o5 t/ b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 O: h& ], C) h0 ?3 p
4 `& u! T/ h9 G——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K6 m  s( k2 z: P) E  p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 c" w5 s, R  g8 @/ J9 B+ o, j4 G) \
1 e3 n# g9 m) D0 K1 t  s7 o“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 `+ G# R# h. A9 w* O+ I( s  m
6 }& ~' d  U. v0 a  D2 ]  T2 d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 Z# v$ _' X) `3 j& w3 k; V
- F% Q( J# l4 z- E

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