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模式瓦解折射中国基层民主治理困境的悲剧

亚洲周刊2016年7月3日将出版 第30卷 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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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当局对村民示威及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加以认可而和平收场，被视为乌坎模式，是基层民主的胜利。但五年来土地问题仍未解决，近日村民再次上访时，领军人物林祖銮被捕及被控「贪污」。乌坎成为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悲剧。

% j; W; R+ v7 y  `/ u8 r& s五年之后，乌坎风云再起，村庄又被武警包围，封村、断粮、断网络……歷史回到原点，乌坎村民的抗争，继续看不到尽头。因为土地纠纷而引发的乌坎问题，五年来浮现了一幕幕生离死别的悲剧，这个地处广东潮汕地区陆丰市近郊的小村庄，在经歷悲愤、欣喜、迷茫与恐惧之后，此刻，比起五年前，更加像整个中国基层治理困境的一个缩影了。

这场悲剧背后的失败者，不止有乌坎村民，更有无力化解乌坎土地僵局而只能再度请武警出场进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政府。自从「土地财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依赖的「衣食父母」，将被捲进城市化的城市近郊村庄土地，开始成为各方争夺的香饽饽。而中国农村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令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农民成为「土地盛宴」中最边缘的受益者。徵地虽然也制造了大量富翁，但徵地补偿款分配中所隐藏的不公，成为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中最阴暗的部分。二零零八年之前，中国每年都会公开当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逐年上涨，二零零七年达到十万件，其中百分之六十多都与徵地相关。二零零八年之后，中国不再公开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但「掩耳」并不能「盗铃」，徵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依旧此起彼伏。

政府因为在徵地中渔利，甚至是最大利益获得者，当被徵地农民与开发商发生争端时，政府几乎都会站在开发商一边，否则政府可以拒绝让这块地进入「地产」市场。所以，由徵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最后必然演变成当地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对峙。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一个独特且必将影响深远的现象。与民争利、无法秉持公正的政府，合法性何在？这成了很多人心头的疑问。

政府对付群体性事件往往只有两招﹕分化瓦解和暴力镇压。对于组织能力不强的农村，有限的抵抗很容易被攻克。但在宗族实力强大的乌坎，政府碰到了钉子。五年前的二零一一年九月，当乌坎被武警全面包围之后，村民依然驱逐村委会和派出所，并选出了自己的领导人。当时赋闲在家、堪称「乡绅」的林祖銮站出来挑头，因此而成为乌坎事件的中心人物。在海内外上百家媒体进驻乌坎之后，乌坎成为国际新闻的焦点，最后，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主导之下，乌坎对峙以和平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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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猜中了开头，却无法猜中结局。五年前，在经歷了村民代表薛锦波狱中离奇死亡、多名村代表被捕入狱的悲情之后，进村与林祖銮会谈的朱明国认可村民的诉求，也承认了民选「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的地位。乌坎人乃至社会各界都以为乌坎问题已经解决了，未来关于土地问题的谈判尽管艰难，但站上了很高的平台，不会再落入悲情之中。甚至，乌坎化解土地问题的模式，也可能会啓示到中国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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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h4 b3 C5 W) U! u林祖銮不会想到，过去五年，在土地问题上，自己继续无能为力，五年后，反而为了避免家族遭受牵连，要与自己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妻杨珍公开离婚；他更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半夜十二点遭武警进村诱捕，随后还要上电视公开认罪。当年活跃于乌坎对峙中的各方人物，今天已经物是人非，朱明国因贪污受贿刚刚被开庭审理、汕尾政法委书记陈增新被判刑、时任陆丰市委书记的杨来发因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与林祖銮一道领导村民抗争、此后分别当选过村委副主任的杨色茂、林锐潮，也因「受贿」罪而入狱，当时被捕入狱的民选代表庄烈宏则流亡美国进行政治避难。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日，东海镇也宣布，乌坎党委书记、村主任林祖銮被捕后，供认了自己「受贿」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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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s- \7 A. ^1 Q, Z% p% Y前台的人物来来去去，后面的土地问题仍旧横亘在那里。这一次，为了避免乌坎村民再度上街，武警包围了乌坎村，无论是否能够压制村民的抗争，土地僵局还是萦绕着乌坎，「掩耳」无法「盗铃」。不止乌坎，全中国都如此。这是当代中国一个令人悲哀的制度难题，这也是乌坎事件走向超越了乌坎而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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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在现实博弈中，政府认可了村民自发组织的「临时理事会」，又在村委选举中接受了抗争者的当选。这被视为当代基层民主实践的一大胜利。无论当时的陆丰、汕尾乃至广东政府是出于权宜之计还是真心认可，借助民主手段化解「土地僵局」，让政府在徵地博弈中成为一个仲裁者，这都成为当代中国基层治理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探索。但五年下来，政府显然并不重视这种探索，最终再度走到相信武警暴力镇压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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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事件体现制度风险

乌坎人无法追讨自己的权益固然让人关切，但中国基层政府失去制度创新，继续迷信用武力来解决土地僵局，更令人悲哀。几年前，有网民总结说：「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衆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通过乌坎五年来的反覆，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中国现阶段主要的制度风险是人民群衆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与基层政府不断僵化和颟顸的治理机制之间的矛盾。五年前的乌坎，曾让人看到了欣喜的亮色，五年后的今天，希望不是只剩下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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