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即将在亚洲展开危险的超级大国对决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4月12日刊发题为《中美即将在亚洲展开危险的超级大国对决》的署名文章，作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国防研究中心教授休·怀特在文章中称，亚洲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有赖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该地区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和平与稳定期。该地区要想继续增长，就必须使这种状况得以维持。我们不能视之为理所当然。我们所知道的和平来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不寻常情况，当时中国决定继日本之后认可美国是亚洲的首要战略力量。那意味着该地区所有大国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毫无异议，因而消除了大国竞争这个紧张和冲突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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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J8 g8 z% U　　文章称，但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地位如今再度受到质疑。中国不再认可美国的领导是区域战略秩序的基础，转而谋求“新型大国关系”。这可能意味着它想取代美国的亚洲首要力量地位，而它新具备的战略分量意味着我们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亚洲即便有也很少有人希望中国如愿以偿。美国的领导一直对该地区起到很好的作用，谁都不想生活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但是，愿望代替不了好政策。假如我们以为财富分配有史以来的最大转移能使亚洲在经济上发生转变却不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发生转变，那我们就是自欺欺人。假如中国随着力量增强未曾像历史上其他所有崛起中的国家那样谋求扮演更重要的区域角色，那就真是太不同凡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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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 G; y4 j/ V4 w　　因此，亚洲国家领导人不应只是祈愿旧秩序能永远持续下去，而必须开始思考区域秩序不可避免的转变怎么才能和平地完成。在整个转变过程中，地区各国领导人应努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秩序的优点。


　　美国低估中国实力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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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称，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问题始于华盛顿，美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始终不肯承认中国挑战的严重性。他们低估中国的实力和决心，这导致他们认为，低成本低风险的示意动作——比如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战略所倡导的那些措施——就能说服北京退缩。尽管相反证据越来越多，决策者们依然想当然认为中国不会愿意冒付出经济代价的风险或与美国对抗的军事风险。比如，前不久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说明华盛顿比北京更厌恶风险。


8 K( M4 U. I% y　　今年比较离奇的总统初选表明，美国的决心不大可能在11月以后有所增强。特朗普的盲目自夸一如桑德斯拒不谈论外交政策，确定无疑地表明了美国选民越来越无意继续承担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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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因为太平洋另一侧似乎信心爆棚而雪上加霜。对北京来说，它已经变得轻而易举就能得出与华盛顿相反的论断，即美国会因中国略施压力便退缩，而不是反过来。中国针对南沙群岛及其他地方海上争端采取的行动似乎显然正是为了取得这个效果。他们在制造局势来试探美国是否愿意为了盟友而冒与中国军事对抗的风险。北京希望并预期美国会失败——迄今为止，事实证明他们基本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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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制造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然，双方都不希望对抗，更不想要战争。但双方都预期能够达到目的而不出现对抗，原因是想当然认为对方会退缩。我们对两国所涉利害关系的重大性不应抱有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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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q1 Z) \+ ^1 ]$ G4 u　　新秩序不应只顾及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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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称，它们的较量起因于对亚洲的未来秩序以及它们各自在其中的角色有着互不兼容的看法。对美中两国来说，这无异于有关国家特性和命运的核心问题。这正是那种会引起大国之间开战的问题，而相互间对彼此决心的低估导致这种战争会在双方都不希望也未预料到的情况下爆发。将来如果北京对台湾新当局失去耐心，这些风险就很有可能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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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q; k7 \) q+ g8 S; G, k
- }8 o2 W* c6 g% R) s; Z　　这并不是说对抗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说风险切切实实、趋势十分不利。想办法缓和美中竞争从而扭转那些趋势对于创造条件在今后几十年里保持亚洲的和平、稳定和增长至关重要。


　　文章称，我们谁也不能把这件事交给华盛顿和北京，因为我们根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妥善处理。关心亚洲前途的其他人——也就是说不仅仅亚洲人，还有其他所有人——都应当想一想能施加什么影响来使亚洲正在进行的转变得到比此前更好的管理。


, e) T% {% r! A0 r9 I0 N0 Z　　那意味着认清并承认竞争升级风险的存在及其严重性，突破弥漫在华盛顿和北京的沾沾自喜。它要求我们承认亚洲的旧秩序已不再能够持续：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该地区都将形成一个新的秩序。因此，我们必须更富有创造性地想想那个秩序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在亚洲占据首要地位的不是美国就只能是中国，华盛顿和北京都有自己的理由来助长这个臆断。


5 ~# v! v4 K0 z) {. t' P& E0 @　　但新的亚洲秩序当然可以有很多其他建立基础，这个新秩序会远比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展开旷日持久的地区首要地位之争或被动接受中国霸权更符合我们大家、包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探讨这些可选择方案以及怎么最有利于实现它们。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其利害关系高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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