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以此为题刊登文章,作者约翰·海明斯(John Hemmings)称,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不少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对中国不管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决策者现在还在假设“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
( ^& G8 r9 O& m n* G
0 M* j E/ N% h! V' {8 U2 q" m' k2 N; F- u" F/ R( u1 I1 G
文章称,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决策者们的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比如,在重建阿富汗时,西方国家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项目,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而不是建设水利;而在伊拉克,这种以为“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的思路则“无意中令伊拉克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9 J0 f( b3 Y6 k" ]& q. ~4 T
8 x) w/ A- E% i4 s$ [% r$ X* b3 E, u
; e9 w, \- S0 Z4 P6 x2 f' ? 观察者网编译如下。
3 M) @8 u+ y" N, ?
8 x# _4 S. Z- ^, u2 D3 O& F1 _ 纵观亚太地区,美国的决策者们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担心的地方。一方面,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旧金山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和制度发展,消除了该区域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后遗产,鼓励用新自由主义的手段进行制度建设。开明的精英、开放的文化态度,再加上美国提供的贸易和安全保证,这一切都令许多国家能专注于经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绩。
/ ]8 M5 w. k3 @- {
) D: N+ A+ r/ @5 ?6 n i
- ]- |6 c) n; \6 ~' |; O% b 但是,美国决策者基于价值观的亚太政策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值得思考。虽然这并没有否定整个基于价值观的政策本身——毕竟这是软实力的来源——但它的确要求,应该对美国采取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冷静审视。
% L- ^( @/ \3 z2 A2 V6 f& U) a" e* J4 D+ k9 j, k: o
1 Q; f+ J3 d t
中国实力在本世纪的复兴,与美国的战后决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人可以将这一政策视为最大的成功,而矛盾的是,也可以视为最大的失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终令两国贸易自由化,同时激发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希望中国脆弱的经济能重新焕发生机。1979 年,邓小平和卡特发布《中美建交公报》,随后,中国坐上联合国最高席位。1980年,美国继续对中国推行优惠政策,中国一直享有最惠国地位,直到2000 年变成永久最惠国,这也最终令中国在同年11月成功加入WTO。从那以后,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 $ c- N) ~5 ?# N! q$ z
* q2 j% \% i: m. F3 m; N' I# n+ s6 G+ l: C7 v
在推动中国崛起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真正理解了这个国家,或者从鼓励中国崛起后的间接影响上看,这些政策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受益于经济成就、科技能力和迅速发展的军事实力,北京变得自信且强大,已经开始对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并威胁区域稳定和繁荣。面对美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 “包容”,中国并不想予以友善的回报,看起来,中国更想消除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将华盛顿排除在地区秩序之外。运用一系列源自“区域遏制战略”的技术,北京公开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防务”能力,“威胁海上航线”。此外,在意识到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潜力后,中国似乎试图通过采取多种策略,挑战美元的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很可能想让人民币取而代之。
; ~. z/ R8 T! J; ?; [
& e- Q- h- }8 }, C9 K
+ |4 i2 j, s; t9 }, B6 H! ~9 d 那么,美国决策者能够从中吸取哪些教训?一个答案是,重新思考美国决策者在分析过程中对“意识形态驱动型”假设(观察者网注:ideologically driven assumptions)的使用。比如,现在还在使用的“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的假设。这似乎是一个已经操作并验证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获得了不少案例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精英的阻力,这一假设并不能成立。但也是因为它,几代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才会认为应该让中国获得经济实力的原因。它成功了吗?当然,很自然两种答案都有。中国现在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许多公民可以出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资金交流。然而,它所产生的意外结果也一样重要,中国可能崛起为美国地区和全球利益的主要挑战者。
0 r) f7 y' V. p
; S, S( n0 e; X) u `& H% C, I/ o
这个“假设错误”显示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政策制定者在做决策时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们并非将政策置于多种非预期的后果下检测,自由主义社会坚持在某些真理(truth)的基础上做决策,然后指导整个政策框架的制定。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这些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欧洲捐赠国们如何重建阿富汗就是其中一例,他们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西方价值观的项目(观察者网注:culturally Western projects ),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以及其他一些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项目,而不是在那些更中性的领域努力,比如国家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机构。 3 c" N6 r) V# y d" \
5 e- `# l- N, O
, t5 L" s5 u; l5 x 美国外交政策上,因“意识形态驱动”而犯下错误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新自由主义假设的“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美国认为解除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军权,就能通向西式民主。但众所周知,制度、机构的缺失,失业者、武装分子的涌入加剧了区域动荡,无意中令该国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 | w, a) _- @- P% l& }8 Y5 [9 {# {4 r. W0 q' Y
' P! F4 x) F5 ^: x3 {! u 这并不是说,这些假设总是错的,在特定时期内,它们有时候是对的。但是在学习决策的过程中,制定者不能假定原则是永远可靠的。当正在使用的假设还没有被严格验证,却被外交机构和商业团体采用时,它们很可能导致政策陷入上述的盲目进程。这不是说,美国应该一直采取限制中国的政策,或者应该维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但是,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和大环境(context)比假设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在未来犯下类似错误。 5 G q; d7 J: u# E3 C5 E, v4 A
/ I4 F1 u1 q j) J5 o) V0 V0 A& y {& n) X! \, B5 N0 k0 `
美国正面临着复杂和充满潜在危险的多极化时代。虽然中国的霸权野心很可能会因其人口挑战而受阻,但未来,它仍将是世界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决策者必须改进技巧,若实际状况与预期不符,要学会对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假设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美国领导的单极化时代过去,我们面临的局面可能将更加困难,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该提高技能、学会用“以结果为基础”的手段应对国际问题。未来,美国霸权(American power)不容放弃,也依赖于此。
- e3 t+ i: Q2 ~) M
, X3 b. |2 H2 q+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