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贡献五个“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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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F6 y1 y, I; B对于苏美两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中国已经讨论、探索、实践和修正了近一个世纪时间,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比如,“自由”、“民主”、“共产主义”三个词汇仍然是中国舆论场的高频词,往往能够引发不同群体的激烈争吵。不过,这种状态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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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执政者曾提出24字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就有“自由”和“民主”,这体现了其融合苏美优点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或许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驾驭弥合左右、学习市场经济并改革政治制度的过程,正是一个吸取以苏美为主的当时国际社会政治优点的过程。其中最值得重视和强调的一点是,这需要建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实际之上,而且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渐进过程。* o; m" m7 J' E6 ?
: q3 d/ T& ?3 D' O这可能也正是中国崛起对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一大贡献。当然,中国的现有制度模式同样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结形式,如果像苏美一样强推之,只会造成同样的结果。那么,中国冲破困局“杀出一条血路”的价值在哪里?目前来看或许至少有五点: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立足于自身实际、不断改革进步、渐进的方式和对外开放。# [, V8 \6 T+ t-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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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能力”,福山在反思美国时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其实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党,这在中国就是中共。中共为整个国家的存在提供了保障,为进步提供了可能,尤其对比美国、西欧陷入困局和衰败,而中国正在大步改革,更能凸显其优越性。中共是一个国家政党,这虽然会难以避免地导致腐败,但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整个国家的群体分化,进而陷入内部斗争和混乱。现在来看,即使是一党制国家常见的体制僵化、官僚主义和腐败等顽疾,也并不是不能解决,而且其集体领导也能在较大程度上遏制“政治斗争”。即使是体制相对完善的民主国家如美国,也并不能免于这些问题,而且还会受到“金钱政治”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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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立足于自身实际”,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也曾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程度的全盘西化或苏化的尝试,但如今中国的成功却应归功于将其“中国化”。这主要体现为中共对“中国化”的主导实践。先是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美两种模式盛行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立足中国实际的取舍。尽管“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有过探索的过失,但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总是能够提供检验和修正的标准,这为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苏美向国外强推其制度模式因此是一种失当的做法,而中国等少数国家地区能够“成功”则堪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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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不断改革进步”,这应当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理念,但是却难以坚持。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去理解“生产力”概念,以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意义。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组织化程度等等,总体而言都会不断提高,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这要求政治制度需要不断调整进步才会具有合法性,也因此没有永远正确的制度模式。苏美先后遭遇的困境或许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其向外推销自身时,也就失去了深度自省和调整的动力,制度形态陷入僵化,问题随之产生,并且被他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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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还能延伸出另一套理论,即如何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既然国家社会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那么也就更多地从时间的维度来衡量,更多地观察其变化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之中,就应当给予肯定。这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普世价值”所在。虽然马克思侧重于对“生产力”、“共产主义”等概念的设想和定义,而未对如何实现的过程缺少注意,但是中国的发展路径恰好是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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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渐进的方式”,也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颜色革命则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引发混乱和灾难。其实有观点认为,发生颜色革命之前的那些国家当时也处于一种渐进发展的过程之中。渐进的发展需要整体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环境。对于特权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都需要一定时间来解决。另外,“维稳”有其必要的一面。毕竟,每个国家内部都会存在利益的对立,发展中国家更是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但这需要有很多前提,比如维稳的目的和方式,是不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会不会不断优化过程和解决问题。/ G) ]" d9 N# n$ c& G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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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封闭的国家几乎必然会导致极端情况,也会失去自我调整和前进的动力,至少也是失去外部参考。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已是全球化时代。在这种情势下,需要保持一种兼收并蓄的心态,既要坚持自身实际,又要敢于向外学习。已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强劲动力,其实也得益于美国等方面所构筑的巨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