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随着“9.2”热点的逐渐冷却,人们开始更认真地思考“地中海难民”的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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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许多“地中海难民”是因躲避战乱和迫害而“投奔怒海”,但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他们中绝大多数在“下海”时已相对安全,即早已逃离战火纷飞的故乡,来到邻国避难,如此次罹难的库尔迪一家13口,就早已从故乡——叙利亚战乱城市艾因阿拉伯,逃到了并不为战火所波及的土耳其境内,在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避难的叙利亚难民数以百万计。, z! h( L1 W, o
" O% B* Q: ~4 Q, H: f欧洲政策中心(EPC)移民和多元化负责人、巴黎德洛尔研究所(IJD)助理研究员帕斯古沃(YvesPascouau)指出,由于上述临时庇护所各有隐忧(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有歧视,此次罹难的库尔迪一家就因此拿不到出境签证无法合法离开,约旦接纳能力已近饱和,黎巴嫩和伊拉克同样受战乱困扰,且前者也已接近接纳难民极限,过去几年间因难民激增,黎巴嫩人口竟增长了1/4),它们事实上成为叙利亚和其它难民源国家难民的“蓄洪区”,一旦决口就会有更多难民汹涌进入欧盟或其它接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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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欧盟和其它难民接纳国近年来都陆续推动一些旨在减缓难民冲击的措施,如欧盟原打算在2016年全面评估的“都柏林系统”,即在难民来源国设立欧盟难民办事处,要求庇护申请者呆在或返回首先抵达的国家等候处理结果,而库尔迪一家的终极投奔目标加拿大,则在近期推出了所谓“G5”规则,即如果申请难民庇护者系在加拿大境外,则需至少5名加拿大公民/持枫叶卡的永久居民提供担保,并承诺为该申请人提供“情感和财政支持”——库尔迪一家正是因为凑不齐G5(他们在加拿大合法居住20载的孩子姑姑、温哥华理发师蒂玛Teema只能为其中一名亲属担保且还无法满足G5的要求),才冒险“下海”并酿成悲剧的。3 f" R- r6 P: R/ e
4 s, R+ E3 l. O; x分析家们指出,加拿大或欧盟对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很宽容,对尚未入境者则十分苛刻,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在欧洲境外递交的庇护申请,被接受的数量167000份,被拒绝者则多达525000人左右,批准率不过45%(法国更只有22%),而境内批准率则在7成以上,至于加拿大则更夸张:境内申请者“几乎不可能被遣返”,而境外则只能忍受苛刻的G5,正因如此,库尔迪一家才打算从土耳其海岸冒险漂流区区4公里抵达希腊爱琴海岛屿科斯岛,然后设法辗转混进加拿大,成为梦寐以求的“境内申请者”。% }8 ^# v$ S6 M# S! c$ [7 H
& X, j# j# Q9 c, D半开半掩的门3 X( ~# d$ D: 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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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家都指出,各国的“变脸”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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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 F& a7 O, c- T德国本来就对接纳难民较为积极,因为这个国家经济状况较好,且人口老龄化严重,今年有数据显示,46%的德国雇主声称招聘员工困难,更有不少研究机构认为,2025年起德国将遭罹人口和劳动力危机,因此在德国,执政的基民盟-社民盟一直有强大声音主张,通过引进难民,解决德国的人才和劳动力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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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默克尔是个实用主义政治家,2010年10月她曾推动立法,延长本国核反应堆使用年限,但次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发生导致德国民意普遍反对核电,她又毫不犹豫宣布全部关闭境内核电站。此次也不例外,9.2前德国民间反移民声音抬头,她就制造了争议一时的“小女孩事件”,而此次因9.2事件,德国国内同情难民声势大振,即将再次争取连选连任的她当然不会对此视若无睹。更何况,对于她在希腊危机和“小女孩事件”中的“冷漠无情”,国际间本就有不少批评,此次的慷慨正可帮助自己重塑舆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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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G# p. B6 C法国本就是“地中海难民”自二战起的重灾区,当年阿尔及利亚战争带来的“黑脚问题”至今困扰法国社会,2005年的“93省骚乱”和今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都是这种冲突、矛盾的直接反映。前萨科齐政府曾希望通过向非洲难民来源国施压和强化边控、强制遣返相结合,一劳永逸地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结果虎头蛇尾,打着反萨科齐难民政策旗号上台的奥朗德政府最初基于左翼传统,对“地中海难民”持宽容态度,但很快就因“吃不消”而转变立场。此次“转向”很大程度上是迫于舆论压力和舆情、社会民意的改变,正因如此法国在宣布增加接收人数同时强调,这些难民“必须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3国”,这显然是担心难民准入门槛降低“常态化”,导致日后更多来自其它地方(尤其非洲)的难民持续涌入。) i: @7 |- T'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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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情况则稍有不同,政府和执政党本来就对接纳更多难民不以为然,此次迫于舆论压力和“风向转变”不得不有所表示。% `4 T$ G# z! b7 P3 r9 D! R
3 F7 I, Z+ r6 s. J: Q9 @4 }8 g- Q7 \其余“秀姿态”的国家也各有考量: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主权国家,就算开放所有教堂也无关痛痒;加拿大是“9.2”风波的当事国之一,又正处于选战期间,必须在这个问题上表明态度;奥地利等“途经国”并非“地中海难民”心仪的目的地,摆出大方姿态既可显示自己的慷慨,又无需长期负责,甚至还可“扶上马、送一程”,早些把难民包袱甩给德国等国家;冰岛、芬兰等北欧国家离“重灾区”尚远,和难民发源地、“蓄洪区”不直接接壤,自然也乐得大方,反正自己不会背最大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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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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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在“9.2”事件尚热之际,不同声音就已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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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民调显示支持增加难民接纳数量的比例在短暂上升后便掉头向下;在法国也是如此,后者的市镇首长中固然有不少自告奋勇要求多接纳难民的,却也出现了声称只愿优先接收基督徒或雅兹迪派难民的罗昂副市长尼科兰(YvesNicolin)等不和谐音;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一贯坚决支持默克尔的泽霍夫(HorstSeehofer)呼吁总理“慎重考虑”对难民的慷慨,而在东部各州,连日来不断发生针对难民庇护所的袭击事件,这迫使默克尔也不得不打破沉默,承认此次的慷慨不过是“救急的权宜之计”,必须尽快找到“全欧洲的治本之策”才行。至于那些原本就坚决反对“难民配额”的东欧国家,尽管“9.2”事件的发生让它们受到更大压力,但它们仍未改变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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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闻热点的冷却,担忧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如在德国,一些分析家指出“难民从素质和意愿上都不可能马上填补德国劳动力缺口”,在英国和法国,许多人开始担心ISIS等极端原教旨分子混杂在难民中涌入,报端上开始出现“只对‘真难民’慷慨”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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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 z8 {0 `- M( \- a0 u正如前文所言,绝大多数在“9.2”后改变对难民接纳态度的国家政府、政党和政客,是出于对舆情、选情和民调结果的迁就和迎合,但民意如水,小难民之死的冲击波注定不可能持久,而“地中海难民”的根源——战乱、贫穷却方兴未艾,且即便“阿拉伯之春”效应结束,“地中海难民”问题也未必就此一了百了(如非洲船民问题就很可能如此),届时“照片效应”已被淡忘,而现实问题(就业压力、治安问题、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却随时可能重新唤起各国针对难民、非法移民的排斥乃至仇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民调和“政治正确”而匆匆开放的“欧洲之门”,届时又会否因新的民调、新的“政治正确”而重新收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