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私下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阅读了张维为的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并把它推荐给了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之类的人物。当被问及此事是否属实时,张维为回答,“我很高兴主席这么做了。”张维为现年57岁,少年时期曾在上海的一家工厂雕过三年玉,20多岁的时候给邓小平当过英语口译员,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担当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模式”领域的一名理论领军人物。这一理论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处在正确的道路之上,势必能取得成功。他的最新著作《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延续了前作的主题,并将于今年推出英文版。1 }/ C5 y& [( a%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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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表示,西方批评人士应该摒弃唱衰中国的做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错了几十年。中国不会崩溃;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比以往更加幸福;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必定会超越美国。张维为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为何中国必须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即一种“叙事”(narrative)或“论述”(discourse)——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克服外部批评者的意识形态偏见。以下是访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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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曾经担任邓小平的口译员。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话语权”在译为英文时,怎么处理比较好?& K4 n! T7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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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建议译为“Chinese discourse”或“Chinese narratives”,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意味着,中国的话语权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1 C0 v: t$ n9 K$ i8 y
$ r6 f" E1 H. g4 j问:这件事为何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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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话语权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超级大的日新月异的国家,其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疑问和顾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向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清晰而自信地阐述自身的观点。这就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政治语言,其中既包括党的理论,也包括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论述。不过,对于外国人,甚至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好理解。理解这门语言,需要对中国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对于中国的自身发展,对于统一普通党员的思想意识来说,“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但却很难为外国人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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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 _* q) E&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改变文风和讲话风格。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在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直接灵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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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创建这种话语权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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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就中国而言,创建这种新话语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于这样的话语权,已经产生了明确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不断增长。中国崛起到了无法回避来自内外部的一切质疑的地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将来会做什么。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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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G& B1 Y" t# ]0 L问:你在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d0 \- S: @2 C6 Z1 l7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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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主要关注“中国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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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2011年在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Stanford]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辩论时对他说的那样,我们确实在质疑在西方往往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许多设想,比如什么是民主和善政。我们也在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有其中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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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 }, S. K+ s+ Y我举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 K0 K6 d! \4 A4 q0 { s3 G/ `) U
0 A0 p4 I. h5 B在政治领域,中国创立了一套或许可以总结为“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基本依照选贤任能来进行,而这种模式可以与完全依赖普选的西方模式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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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共同作用。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国家,而这些危机让许多国家陷入了困境。尽管并不完美,但光是这种成功,就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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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 y$ l4 J( |从社会方面来看,中国模式追求的是社会与政权之间的高度良性互动,与社会对抗政权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今天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也保持着良好秩序。3 O4 Z0 |4 d1 q& 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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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近期表示,“我们可以学学[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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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管喜不喜欢,普京及其团队在很多议题上与西方展开了辩论。中国也应该在各种议题上与批评中国的西方人士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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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 ~' u+ Z2 ~6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出的新声音应该是全面、透彻、有力而国际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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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0 G6 J9 X* T" O“全面”指的是,能够阐明自身的成就、挫折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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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彻”指的是,能够明确而充分地阐释中国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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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3 C; @* \0 t“有力”指的是,能够强势地与批评者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和辩论。5 J+ L# Z$ c1 u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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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指的是,能够让大多数外国人容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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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曾说过,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问题[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前]、解决挨饿问题[1949年后毛泽东领导的时代],以及现在的解决“挨[外国人]骂”问题。哪些地方让你看到这种“挨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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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看看BBC或CNN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比起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它们的意识形态色彩显得要强烈10倍。* ?* m9 n5 ?9 \+ f% a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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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当顽固,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当时一提到西方,就要加上“资本主义”这几个字。如今,西方媒体一提及中国,总是会加上一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比如“共产主义”、“威权主义”或者“独裁”。每次展示天安门广场的图片,它们总会在里头放上警察,用以说明中国是个压迫人的警察国家。, ?* g+ R8 C9 Q3 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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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这种宣传不能准确地向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一再误判。我在想,西方媒体什么时候能克服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不带这方面偏见地重新正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也不是很介意,因为对于这种恶意而荒谬的报道,以及极其错误的预测言论,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就让它们待在黑暗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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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张维为从日内瓦大学获得了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做过访问学者],真心认为西方应该清醒过来,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了解大多数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2011年与福山辩论时,我曾告诉他,西方对待中国的方式让我想起了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年来到中国拜见乾隆皇帝[企图打开中国市场,但以失败告终]的情景。乾隆皇帝当时实际上展示了一番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或者说是“我们出色至极,你们一无是处”。当然,在演示了这种文化傲慢之后,历史见证了中国的急速衰落。如今,西方也可能面临这种命运。! C# |- U2 ^$ d# S1 i
% w) _7 l* w# G# k问:你熟悉的邓小平有句名言,称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准备发声,找到自己的话语权,是不是意味着韬光养晦的日子结束了?* T) u( Q; [& u# [# _1 m
4 `: s: e# |: }, u8 k9 L7 d答:邓小平确实说过中国应该低调,专注于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不过,他表达这种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自信,因为中国走在正确的历史道路上。此后对他言论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却忽略了这个重要部分。保持低调要基于自信,基于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尊重的大前提。这也是邓小平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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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2 L1 ?4 O1 l0 L/ j: n随着中国的崛起,习近平在一些关键议题[比如南海问题,中国正在那里开展填海工程,以便在与其他国家存在争议的地方推进自身的领土主张]上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是出于自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内部达成的新共识。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战略和外交政策上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事实上,包括一些西方大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表达过一种愿望:它们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7 D; a2 ~, 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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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美国在误读中国吗?欧洲呢?, B2 M6 z: y- L ]+ q. x$ c0 T
( z5 H& y2 e% B. \6 }答:美欧都经常误读中国,特别是它们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预测。区别在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似乎接受中国的崛起,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双赢的机会。但美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零和游戏的思维定势,对中国充满疑虑,乃至敌意。我对美国的劝告是:以双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k" d/ |9 B( f8 q
8 Q- T' w' H& l: U$ P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 R! z* Q/ q6 k" J$ m翻译:陈柳、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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