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经济患“省会依赖症” 中西部多一城独大

中西部多一城独大 东部沿海多“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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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源，省会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也不低。不过，各省情况差异也比较大，中西部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要比东部沿海高出不少。

' h& }1 S& d$ n, L7 t, {省会依赖度：中西部高于东部

' c% V$ G7 a: Q如果一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省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则说明该城市对所在省份经济十分重要，如果超过三成，则说明依赖度较高。

2 Y# y3 D! E& y& ^《第一财经日报》通过对27个省份（不含直辖市）的省会经济占比统计发现，有15个省份的省会占比超过了1/4，有10个省会占比超过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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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v) Z! G5 D# T1 s其中，宁夏的银川和青海的西宁占比均达到51.6%。

此外，省会依赖度靠前的是吉林和黑龙江两个东北省份，其中吉林的长春占比达到41.2%，哈尔滨占比达到38.34%。中部的湖北武汉和西部的四川成都依赖度也比较高，武汉占比达到35.95%，成都占比达到35.4%，均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属于典型的“一城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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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 M) J9 O3 o& W为何这几个省份对省会的依赖度比较高？这是因为几个城市包括西安作为中西部的副省级省会，行政级别较高，对周围的吸附力更强，不少大型工业项目均布局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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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 {# U+ P  l; J武汉和成都作为华中大区和西南大区的中心城市，其教育、医疗、交通区位等都是最好的，对经济资源的吸附力也最强。

此外，像昆明、兰州、长沙、贵阳等几个中西部省会在各自省份的经济体量占比也比较高。

. R7 j! p: Q" p& @4 d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中西部的省会城市大多是省内单极核心城市，各种公共资源包括交通、医疗、教育等资源都集中在省会城市。

' A9 u+ d7 h+ i; G“这跟市场化程度有很大关系。”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告诉本报，省会一般都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中西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行政权力影响更大，非省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及各种资源都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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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O# C$ K0 n( j6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省份的省会依赖度都很高，像中部的太原和郑州占比均不到20%。其中河南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下辖18个地级市，因此省会GDP占比相对较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只有16.1%，目前呼和浩特的经济总量在内蒙古仅位列第三，与排名前两名的鄂尔多斯和包头均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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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 Q5 ^) a2 A沿海：普遍低于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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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7 i" d2 e# \* F' }( d相比之下，沿海省份的省会依赖度普遍较低，比如广州虽然是全国经济第三城和国家中心城市，不过其占广东省的比重也仅为24.79%，浙江的杭州和福建福州占比也分别只有23.1%和20.59%。

彭澎分析，相比内陆，沿海省份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地方的积极性也比较高。此外，沿海的城市群发展态势比较好，城市密度大，基础设施比较好。很多沿海非省会城市有机场、港口、高铁，发展条件也十分好。

* v$ k* w$ t- G# l比如，在福建，厦门机场去年旅客吞吐量是福州机场的两倍以上，青岛机场吞吐量比济南机场多出80%，大连机场的吞吐量也比沈阳机场来得高。

在经济发展方面，沿海省份一般都有“双子星”现象，比如广州与深圳，福州与厦门，济南与青岛、沈阳和大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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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0 I* o% b( S" d3 ]占比最低的省会分别是来自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南京和济南这两个沿海副省级省会分别只占所在省份GDP的13.63%和9.87%，占比较低的原因是这两个沿海经济大省下辖地级市众多，辖内还有其他经济发展更好的城市。

+ y" ^0 @, Q% x2 L6 n- n0 `" X例如，多年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今年前三季度，南京经济总量才首次超过无锡。不过，其与第一的苏州差距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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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 q- S0 J* L# s" J然而，济南要甩掉“鲁小三”的帽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在山东17个地市中，济南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第一名的青岛的65%，也比第二名的烟台落后了400亿元左右，其占全省的比重仅为9.87%，是全国唯一一个GDP占该省比重低于10%的省会城市。

- ?& y" v; |6 i5 J0 Y& Q/ L省会依赖度日益突出

无论沿海还是内陆，近年来，省会城市经济占所在省份的比重均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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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Z* G2 ?2 a! P5 \/ \* [例如，前三季度，贵阳实现GDP1741.98亿元，同比增长13.9％，增速比全国、全省分别高6.5个、3.2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达28.2％，比去年提高2.2个百分点。

+ A% o6 B- z0 U6 F( D再比如，2010年，长沙占湖南全省的比重是28.5%，今年前三季极度已经提高到30.72%；合肥在2010年时占全省的比重为22.4%，如今已经提高到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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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不断加快，而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省会城市成为很多大型企业的首选。例如富士康在内陆省份投资中，就大多布局在太原、武汉、成都、贵阳等省会城市。

彭澎称，在中西部省份中，一般只有省会才有大型的国际机场，其他地方机场都很小。“从省会出发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到的地级市，很多大型公司就不会去。当然在高铁大发展后，一些有高铁的普通地级市也会迎来比较好的机遇。”

3 v6 i1 B( c, J) h另一方面，在外贸出口受阻的情况下，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投资和扩内需。2008年以后的4万亿投资大潮中，基建投资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而省会城市在这方面具备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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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h/ ]8 R- e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认为，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省会城市对包括土地、科技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更强，因此他们近年来发展更迅猛也是必然。

胡晓登说，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很多重大投资项目也都会选择在省会投资。此外，近几年，资金、人口进一步向直辖市、省会城市集中，经济发展也持续“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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