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在中国一文不值根源是制度安排上的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为什么温州人敢于欺骗天下消费者，却不敢欺骗一个老乡？

道理是在信用成本：他把假货卖给一个杭州人或鞍山人，大不了从此永不再见，反正，中国那么大，一辈子也骗不完，信用违约的成本几乎为零。可是如果失信于一个同村人，那么，他可能此生在温州地区再也借不到一块钱了。

: C$ n, C: d: W" Z) k5 W几乎相同的例子，几年前我在法国又遇到过一起。

$ `* \( r% v* p一位法国汽配商宁愿以较高的价格从德国制造商那里进货，也不愿意跟价廉物美的中国供应商打交道。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的爷爷和我的爸爸都跟那家德国商人的爷爷和爸爸做生意，我的儿子也许也会同他的儿子打交道，可是，中国人呐，这笔生意之后，他又会在哪里？

6 @0 c6 Q+ w2 }# j% E2

' x9 r+ N: i; R+ K2 E在一个公民社会，信用的效率决定了一切交易运转的效率。
, a+ s+ _+ M" a
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论证说，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渡，就是人际关系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其抽象性建立在交换或合作之中。开放性的效率，就是人际信用关系的成本。
' r: l! f3 ?" G
1937年，科斯在他的天才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首次提出交易费用的思想，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这一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和订立合同的费用、以及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

7 U4 D1 j0 q6 Q. }- H后来的杨小凯等人又将这一概念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在内生交易费用中，便包含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等，是需要以概率和期望值来度量的潜在损失可能性。
) y. e! Y+ V( b" ?
' f6 Q/ l  r. _" N在内生交易费用的构成中，信用成本最为隐性，也是弹性度最大的一部分。

! v" V2 [. z( c% r! P' j% l在科斯等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不好的经济制度则会提高社会的协调成本。

3
/ |' Q$ F& W2 y9 o/ \& c
信用既然有成本，那么成本就会有边界。
, S' ?$ S5 y, j) Q' V. {
在当今中国，信用体系的崩坏，源于功利主义哲学的盛行和信用违约成本的制度性低廉。
% E: t( h- V3 w- M$ u
" }/ G+ r; _( i+ _)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信奉“成功至上”，认为“成功是最好的除臭剂”，无论你用何种手段，最终只要能够攀上财富的高峰，便都会受到追捧和尊重，甚至丑闻本身，也可以成为提高知名度的某种台阶。
9 W. f8 N  y+ V' t! d$ V4 W) a
- ^+ ?7 T, J* y+ x/ X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的社会共识之下，一方面，道德风险的成本降到了最低，使得商业获利能力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几乎崩溃，交易的潜在风险大大抬升。

与此同时，则是制度安排上的信用违约成本非常低廉。
7 \) I# _. O1 w) _% ~2 u
! g! o" T, |) k6 s! e+ ?; n过去这些年，中国互联网企业之间——尤其是平台级企业之间，互相抹黑、造谣的风气十分猖獗，有的甚至以起诉和反起诉的方式，遏制对手的发展，某几家企业一年打十多场官司，场场落败，却一点不妨碍企业壮大、上市，它的创始人像乔布斯一样地四处布道。
1 C9 R  x  L, J
因为在中国，名誉权侵犯的惩罚代价，最高为五十万元。用区区五十万元、或者几个五十万元的代价达到狙击乃至消灭对手的目的，而且不用担心道德风险带来的惩戒，那么，劣币驱逐良币，君子都成“刀俎上的鱼肉”，只有“傻瓜”才会拒绝这样的竞争战略了。

: W' }& e0 n6 e4

& h: w7 l5 }$ b% J温州人之间的那种原始的信用体系，是在2009年之后崩塌掉的。
5 z) K. z7 ]4 I8 @
因为经历二十余年的发展，温州商人之间的民间借贷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人不会为了几万元背信，可是为了几亿乃至数十亿，他可以跑路，可以人间蒸发，可以永远地离开他的宗姓圈子。
% G: Q& W2 T2 x& q
在不久前的魏则西事件中，莆田人在医疗服务中的信用已然破产，莆田人恐怕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应该从医疗产业中彻底出局。在医疗界，“我是一个莆田人”，以及“这是一家莆田人开的医院”，会是一个羞耻性的信用符号。
. V& z; g; s8 U( b  p
3 t3 {+ x* z; q而这两个事实的出现，都算是极端性事件，就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的信用环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甚至还在崩坏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人与企业之间的不信任，人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病。

也许只有下述事实发生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 H6 H! q! o! P0 g
5 n8 F! ^# c+ K2 a% H& G3 q——全社会摆脱对成功的迷恋，人们开始具备道德常识，“不作恶”成为公共底线，恪守信用的人受到尊重，而那些背约者则被公众及同业者唾弃；

——加快推进个人及企业信用体系的健全，发挥公共舆论的健康监督力量，让中国渐渐地成为一个“档案社会”，信用的价值体现为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2 }+ n+ b* A  l. ]4 s1 h' ~+ C2 @
——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大幅提高个人及企业的违约成本，增强法律对信用违约的制裁，使之具有更大的震慑力。

1 j7 M) Z: L8 ?/ N" Z2 o' s( v" b" [, l“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人性是最不可靠的，惟一可以凭借的，是制度对违约成本的量化设计。
( u! L% A# t5 ?& t, }/ u* f, W

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