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以此为题刊登文章,作者约翰·海明斯(John Hemmings)称,美国的亚太战略有不少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以“意识形态驱动”的战略对中国不管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决策者现在还在假设“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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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决策者们的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比如,在重建阿富汗时,西方国家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自己价值观的项目,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而不是建设水利;而在伊拉克,这种以为“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的思路则“无意中令伊拉克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 G# i4 M' p1 W9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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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D! T* T5 I4 N) ^+ X9 d 观察者网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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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a) ^) s. Y, M/ K 纵观亚太地区,美国的决策者们有不少值得自豪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值得担心的地方。一方面,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旧金山体系”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和制度发展,消除了该区域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后遗产,鼓励用新自由主义的手段进行制度建设。开明的精英、开放的文化态度,再加上美国提供的贸易和安全保证,这一切都令许多国家能专注于经济发展并取得辉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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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决策者基于价值观的亚太政策也存在着严重的弱点,这值得思考。虽然这并没有否定整个基于价值观的政策本身——毕竟这是软实力的来源——但它的确要求,应该对美国采取这一原则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冷静审视。 ! J& o) [, ^+ A' r/ D7 d-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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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G ~1 B9 B" k+ r9 O8 ] 中国实力在本世纪的复兴,与美国的战后决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人可以将这一政策视为最大的成功,而矛盾的是,也可以视为最大的失败。中美关系正常化最终令两国贸易自由化,同时激发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希望中国脆弱的经济能重新焕发生机。1979 年,邓小平和卡特发布《中美建交公报》,随后,中国坐上联合国最高席位。1980年,美国继续对中国推行优惠政策,中国一直享有最惠国地位,直到2000 年变成永久最惠国,这也最终令中国在同年11月成功加入WTO。从那以后,中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 & L4 a& x# H |4 r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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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0 A4 @+ I6 e 在推动中国崛起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谓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当真正理解了这个国家,或者从鼓励中国崛起后的间接影响上看,这些政策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受益于经济成就、科技能力和迅速发展的军事实力,北京变得自信且强大,已经开始对该地区投射军事力量,并威胁区域稳定和繁荣。面对美国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 “包容”,中国并不想予以友善的回报,看起来,中国更想消除美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将华盛顿排除在地区秩序之外。运用一系列源自“区域遏制战略”的技术,北京公开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的“防务”能力,“威胁海上航线”。此外,在意识到自己建立全球霸权的潜力后,中国似乎试图通过采取多种策略,挑战美元的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很可能想让人民币取而代之。 . g4 X, ]9 I$ t0 G*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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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决策者能够从中吸取哪些教训?一个答案是,重新思考美国决策者在分析过程中对“意识形态驱动型”假设(观察者网注:ideologically driven assumptions)的使用。比如,现在还在使用的“中产阶级壮大将促成‘政治自由化’”的假设。这似乎是一个已经操作并验证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获得了不少案例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精英的阻力,这一假设并不能成立。但也是因为它,几代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才会认为应该让中国获得经济实力的原因。它成功了吗?当然,很自然两种答案都有。中国现在是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度,许多公民可以出国,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也有了更多的思想和资金交流。然而,它所产生的意外结果也一样重要,中国可能崛起为美国地区和全球利益的主要挑战者。 0 C3 y+ y _3 p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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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0 C; E8 @- S) h+ n: |6 D, E& G 这个“假设错误”显示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政策制定者在做决策时令人担忧的趋势。他们并非将政策置于多种非预期的后果下检测,自由主义社会坚持在某些真理(truth)的基础上做决策,然后指导整个政策框架的制定。出于自由主义的全球性抱负,这些假设经常将政策引向对整体战略有害的境地。欧洲捐赠国们如何重建阿富汗就是其中一例,他们总是优先实施符合西方价值观的项目(观察者网注:culturally Western projects ),比如扩大女权、发展新闻自由以及其他一些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项目,而不是在那些更中性的领域努力,比如国家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机构。 * r+ C+ r) R# Y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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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3 `* i3 e 美国外交政策上,因“意识形态驱动”而犯下错误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新自由主义假设的“当人们从威权主义下解放出来时,会选择西式民主(democracy)。”在这一假设的指导下,美国认为解除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政权、军权,就能通向西式民主。但众所周知,制度、机构的缺失,失业者、武装分子的涌入加剧了区域动荡,无意中令该国的国家建设重回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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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这些假设总是错的,在特定时期内,它们有时候是对的。但是在学习决策的过程中,制定者不能假定原则是永远可靠的。当正在使用的假设还没有被严格验证,却被外交机构和商业团体采用时,它们很可能导致政策陷入上述的盲目进程。这不是说,美国应该一直采取限制中国的政策,或者应该维持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但是,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和大环境(context)比假设重要,由此,我们也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在未来犯下类似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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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面临着复杂和充满潜在危险的多极化时代。虽然中国的霸权野心很可能会因其人口挑战而受阻,但未来,它仍将是世界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美国决策者必须改进技巧,若实际状况与预期不符,要学会对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假设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果美国领导的单极化时代过去,我们面临的局面可能将更加困难,国家利益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应该提高技能、学会用“以结果为基础”的手段应对国际问题。未来,美国霸权(American power)不容放弃,也依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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