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担忧中国强大对美国渐失信心
在经过长达半年的争议后，澳大利亚参议院近日正式通过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反情报框架最重要的改革法案。由此，这个国家近年来对“国家安全”焦虑的关切最终落到了立法层面。尽管这一法案只字未提中国，但其通过之时，正值澳大利亚对中国影响力的焦虑与日俱增之际。一些长期关注中澳关系的人士担心，法案通过后对两国关系的不利影响或将逐步显现。
“不管澳大利亚政府怎样解释，很显然，这一系列法案就是针对中国的。它们反映了在澳大利亚国内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并关注中国在经济和战略领域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战略学家休·怀特（Huge White）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此事时说，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希望各国都能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更好推进相互交流和合作。”
过去十年，中澳之间的故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
2017年，超过140万中国游客赴澳旅游，超过16万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留学，占澳全部外国留学生的三分之一。过去十年，澳大利亚累计获得了9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排在美国之后，位居中国主要对外投资国家的第二位。
凭借着紧密的对华贸易关系和中国市场的支撑，澳大利亚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唯一连续26年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
作为一个与中国在经贸文化交往上有着如此“亲密关系”的国家，为何会成为西方国家中首个通过此类“反外国干涉法”的国家？
法案通过之后
根据媒体披露的反外国干涉法内容，此次法案主要指向三个不同的层面：间谍和外国干涉法案，针对传统意义上危害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的行为，不过范围较以往有所扩大；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要求凡是代表外国政府和外国利益的组织、机构和个人必须公开其行为，并在公开注册的名单上登记；以及禁止外国政治捐献，防止国外势力通过民主选举干涉澳大利亚内政。
该法案的前两项已于6月28日在澳参议院获得通过，后一项预计也将在今年通过，尽管具体实施的时间还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法案将会对中澳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
在常年研究中澳关系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澳大利亚中心学者胡丹看来，此次立法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澳在安全立法方面率先拿出了成形的文本，随着西方多国（美、英、德等）均迅速加入安全问题的讨论和立法措施，澳此次的文本可能会为多国效仿，在当前的环境下加强国家间的防御和怀疑，从而使战略紧张局势加剧。
另一方面，随着法案的实施，一批华裔人士和涉及中国的组织将会成为直接的目标。
“除了去年澳国内讨论的极少数怀疑与中国政府有‘紧密关系’的中国商人和涉华机构，像孔子学院等，还有一个隐忧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澳大利亚历来有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认定为与政府关系紧密的倾向，这次从‘外国主体’的定义来看，也是冲着国企去的。”胡丹对澎湃新闻说。
胡丹表示，已经有一些表示“担忧”的机构来接触她咨询应对之策。
对于该法案的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互利共赢。搞什么“干涉”或者“渗透”，从来不是中国style（风格）。希望有些人能够早日摘下有色眼镜，脱下“隔离服”，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
在这场关于“反对外国影响”的争论中，120多万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被尴尬地置于“风暴”之中，然而在澳大利亚政界和新闻媒体上，人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
“普通澳民众并不理解这个复杂的新法案，但是（因为这一法案）他们认为澳华人社区一定有问题，同时，华人社区也不理解这个新法案，因为他们不知道政府说的这个外国干涉到底是指什么？”曾是澳绿党候选议员，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议会副主席的华裔律师刘仲权（Kingsley Liu）说道。
更令刘仲权担忧的是，尽管澳华裔人数不少，却很少有华人出来发声，向政府提出他们的顾虑。
作为首位进入澳大利亚证券所工作的华人，刘仲权曾在澳金融、企业、法律界工作多年，对于澳历史上对于华人的“歧视”他仍历历在目，小时候他就曾学习拳击用来防卫那些欺负他的人。
刘仲权的朋友，澳大利亚亚裔联盟联合创办人周文爱（Erin Chew）非常理解这种担忧，她认为此次的“反外国干涉法”或将加剧澳大利亚的反华潮，甚至有演变成对澳大利亚华裔种族歧视的危险。
“很明显反外国干涉法是针对中国的，这会让人联想到在澳华人，质疑他们的忠诚度，甚至演变为种族主义。”周文爱对澎湃新闻说道。
周文爱认为，对于外国影响的讨论的确很重要，“但是如果你要讨论中国，也必须讨论美国、欧洲，否则就不公平，会带来种族主义。”周文爱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大量中国人涌向澳大利亚，尤其是近3、4年来势头更是高涨，使得澳国内一部分民众认为是中国买家推高了当地房价，进而产生了不满情绪，这也导致了一些澳民族主义人士的反弹。
澳政坛近年一些极端保守和反移民政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迅速冒起，其中的代表，一国党（One Nation）创始人韩申（Pauline Hanson）在第一次当选议员的首次议会讲话时就抛出了“澳大利亚要被亚洲移民吞掉”这样煽动的言辞。
去年7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留学生威胁澳大利亚大学的开放性。此后，澳大利亚媒体对堪培拉大学中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称中国学生盲目维护祖国，进而推论认为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帮助”。
“根据完整的采访素材，我们发现这个报道对于采访对象的原话进行了剪辑，歪曲了采访对象的本意。”曾接触过该事件当事人的胡丹回忆道。
当事人事后起诉了该澳媒体，尽管后来在司法机构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和解，但这一“不真实”的报道已经给澳读者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影响。
胡丹坦承，中国留学生本身在表达上有语言方面的劣势，加上性格又多害羞，不愿多争辩，加之两国部分媒体在报道上的断章取义，导致澳国内部分人对中国人的“误会”越来越大。
顶你一下，好贴要顶！ 中澳关系何以走到今天？
2005年，专修国际法和国际贸易的胡丹选择了澳大利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2013年，胡丹前往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五年来，胡丹不仅深度接触了澳各阶层民众，更亲历了两国关系的跌宕起伏。
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澳大利亚无疑是一个西方国家，但在地理上却与亚洲国家相邻，这一独特的位置犹如一把双刃剑，让澳既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与桥梁，也为澳对外政策的定位和取向增添了困惑和迷茫。
“说起对澳大利亚的认识，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许多中国人一方面会认为中澳间经济往来多，去那里读书旅游不错，但是一说到政治，会觉得（澳大利亚）就是美国的小兄弟。”胡丹笑道。
“其实澳大利亚自己也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矛盾的心态中，它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文化认同上觉得自己是英联邦国家，但是在战略上更认同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中等强国，应该在大国间进行调和，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胡丹说。
休·怀特则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引发了澳大利亚的担忧，因为澳大利亚此前从未遇到过像中国这样强大的亚洲国家。
怀特曾为金·比兹利和鲍勃·霍克两位澳大利亚前总理担任顾问，也曾就职于澳大利亚国防部，担任主管战略与情报的高级官员。早在2012年，他就曾著书《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探讨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影响。
“自1788年欧洲人定居大洋洲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受到西方主导力量的保护——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现在随着在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面对中国的崛起，亚洲最重要的国家将不再是西方大国和澳大利亚的盟友。”怀特说。
而随着唐纳德·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澳大利亚的担忧在过去18个月中急剧上升。“2017年，我们开始关注中国，因为我们对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失去了信心。”怀特说。
根据胡丹的观察，2015年是中澳关系的一个分界点，这一年就在中澳正式签署自贸协定后6个月，曾任澳驻华大使的艾大伟（David Irvine）被政府调往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任职，并于2017年4月升任为该委员会的主席。FIRB是澳政府负责对外国在澳投资审批的重要机构。
此后，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本的审查变得越来越严。2016年，FIRB叫停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澳最大能源电力公司Ausgrid的交易，理由是违反国家利益。此后又阻止了由中企牵头的对澳大利亚最大畜牧业公司基德曼等多项收购交易。
“其实从一开始，中国资本进入澳大利亚就遭遇到反对的声音。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的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国内开始有声音认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依赖已达到不健康程度，甚至认为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 ‘国家安全’。”胡丹说。
2017年7月，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宣布将对国家安全事务和情报部署进行改革，五个月后，澳大利亚内政事务综合部门（Home Affairs Portfolio）正式成立，这个“超级部门”涵盖现有的警察、情报、海关、移民等部门。同时，特恩布尔政府宣布将大范围改革澳大利亚的间谍和外国干涉法律，以应对一系列的威胁。
“自去年以来，澳国家安全部门在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响，权力越来越大，而外贸部门的声音则越来越小。”与澳外贸部门官员有过长期接触的胡丹说道。
曾经在澳政府工作过的怀特也对这一趋势表示认同。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随着特恩布尔所构想的大内政部正在实现，安全议题力压经济议题的趋势短期内恐不会改变，胡丹认为，这对中澳关系来说绝非好事。
而对中国而言，澳大利亚国内一些政客和媒体越来越强硬的声音对中澳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也已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在中澳政治关系复杂化背景下，中国对澳大利亚投资去年开始缩减。据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最新报告称，中国2017年对澳投资同比减少了11%，是近几年来的最大降幅。
中国外交部曾多次在谈及中澳关系时表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多做有利于增进双方互信与合作的事，确保中澳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出路何在？
目前看来，“中国威胁论”或将继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在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中“盛行”，成为执政党提高自己支持率的一个“武器”。
从2010年开始，8年间澳政府已换了5任总理。“特恩布尔政府上台以来，政治地位就一直很不稳，危机感很大，而对中国威胁的渲染成为了攻击对手政党最好的武器。”胡丹说。
去年以来，在野的工党多名议员被曝出与有中国背景的商人关系密切，接受利益输送，其中议员邓森（Sam Dastyari）更是于去年12月被迫辞职。
不过怀特认为，尽管澳政府宣称中国方面对澳大利亚政治施加了“隐蔽”的影响，但事实上并未有任何明确的证据。
“来自中国政府影响的风险被夸大了，特恩布尔政府相信，向中国显示强硬，能帮助它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对于真正明白中国在经济上对澳重要性的商界人士来说，当然会引发忧虑。”怀特说。
西悉尼大学的华人史专家迈克尔·威廉姆斯博士（Dr Michael Williams）也认为，一些政客和不诚实的媒体、知识分子们喜爱通过“吓唬”民众夸大中国的威胁，来吸引眼球提高自己的形象。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人将逐渐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存在这一事实。与大多数问题一样，中澳更好地理解彼此的立场并且愿意容忍某种程度的差异，将对改善双方的关系大有帮助。”威廉姆斯说道。
悉尼大学中国现代史高级讲师戴维·布罗菲（David Brophy）则认为，有迹象表明，澳大利亚的安全机构和媒体打算继续在“中国威胁论”上做文章。“对一些政治家来说，使用‘中国问题’来获取政治利益的诱惑太难以抗拒。”布罗菲说道。
“中澳两国都有人认为双方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应该携手抵制这样的声音，尽我们所能，让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远离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走向和平与合作。”布罗菲说。
“中澳两国增强彼此间的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般重要。”胡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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