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中国经济上行风险大于下行风险界面新闻：一季度中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公布。您如何评价当前经济总体状况？
宋宇：中国经济一季度保持了比较强劲的增长。大家认为“符合市场预期”，但这里的预期是数据公布前的最新预期，这与去年末、今年初的预期不是同一个预期。差别在于，1、2月经济数据大幅高于外界预期，随后预期“水涨船高”。所以，一季度经济增速符合的是新的预期，而不是原来的预期。去年年末，包括我在内，预期增速都达不到6.8%。
特别重要的是，一季度增速较高的同时通胀并没有超出预期，有的指标还略低于预期。这体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房价水平中。过去大家倾向认为，增长超预期时价格压力通常也会比较大，然后到了某一个时点，价格压力大到不可承受，那只有给它降下来，而增速也会随之降下来。如果像现在这样增长比较强但价格又不涨，那么从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增长潜力还是不错的。
界面新闻：当前增长势头的可持续性如何？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接下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
宋宇：传统上，潜在增长是用通货膨胀来衡量的。从通胀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本来可以更快，但更快的增长可能会伴随着更高的负债和更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可持续性增长。也就是说，除了通胀，我们还要看环境等因素。
目前一个好的迹象是，虽然增长势头强了，但通胀水平较低，并且环境污染状况也有所改善，或者至少没有恶化的倾向。杠杆也是一样，不管是看广义货币(M2)还是看社会融资总量，它们与名义GDP的比率至少是稳住了，M2增速还有所下降。
也就说，一季度是在通胀相对较低、环境改善，杠杆没有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取得了6.8%的增速，这与前几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们预测全年GDP增速是6.6%，比政府目标稍微高一点。我们认为，上行风险可能大于下行风险。强调一点，我们不太担心经济会出现特别大的下滑。
界面新闻：如果外需和出口出现下行风险，中国宏观政策是否可能做出调整？
宋宇：应该调整，而且几乎必然会调整。我们看到，此前财政上的紧缩主要来自于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这些融资渠道的限制，这从去年4月份就已经开始。货币金融方面，整体融资增速也下来了。货币、财政政策其实都有收紧。
除此之外，房地产政策的紧缩是从去年3月开始的。环保政策也从去年4月开始收紧，很多项目受到制约。如果没有这些制约，GDP增速会达到更高的水平。
不过，最近宏观政策出现了松动的倾向，一个迹象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技术上来讲，这可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原来准备金率很长时间没有下调，央行用各种工具调节提供流动性，现在换成下调准备金率。
但事实上，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调节流动性的工具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被普遍认为是有强烈信号意义的政策工具。正因为如此，在决策者不希望发出明显的放松或紧缩信号的时候，一般不太倾向于使用这些工具。不过，央行做了很多预期管理的工作，防止市场对政策调整的力度有过高的预期。
其它领域的调整，包括对影子银行的清理，对地方融资的限制。总的来说，政策会灵活处理，也会留出空间相机抉择。
“大国效应”越来越明显
界面新闻：您如何判断中美贸易争端的走势？如果双方提出的关税措施付诸实践，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量化？
宋宇：贸易摩擦会给中国出口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会有多大要看事态发展程度。目前为止，已经确认征收的关税影响是很小的。如果按照我们的基本假设，中美贸易争端最后将以和解告终，而不是全面的贸易战。
界面新闻：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去年由负转正，您如何看待现阶段外需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宋宇：从技术上来讲，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GDP增长。但实际上拉动短期需求的不是净出口，而是出口。净出口和出口的区别在于进口，因为进口当中同时存在满足外需和内需的因素。
想象一下，如果出口增速上升了，它对总需求是一个正面拉动，但净出口有可能对增长是负拉动，原因是国内需求可能上升的比外需更多，结果进口增速上升更快。因此，在考虑短期需求拉动因素的时候，要直接考虑内需和外需，外需也就是直接看出口。
近两年外需出现了恢复，但恢复的幅度比内需恢复幅度要小，并且复苏出现的时间要晚。实际上，正是由于中国内需恢复在前，带动了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盈利，进而促使其内需增长，这又进一步拉动了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中国经济的“大国效应”在过去五年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外需恢复对整个GDP起了很大的拉动作用，但这个外需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拉起来的。“大国效应”对日本和欧洲特别明显，对美国相对次要一些，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较少。
界面新闻：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济家们在广泛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此您有何见解？
宋宇：改革开放以来做对了什么？我们可以问问以前做错了什么，然后把错的东西不断纠正过来，否定错的东西。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人是相对勤劳努力、渴望致富的人。我们把奖励机制做好了，核心产业和技术最后都会起来。如果机制不好，违反了渴望致富的人性，那是搞不好的。邓小平同志提出“致富光荣”，其实就是把大家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望给激发出来。搞对机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的第二产业，尤其是一些制造业企业能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优胜劣汰”带来了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但这种机制的改革止于第二产业，第一和第三产业都没有充分开放。
长期持续的发展，需要不断提出“新主意”，这需要不同的人去尝试不同的、新的东西，这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只要把改革和开放的思路继续推进下去，中国的高增长还将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中国提出金融业的开放要与风险防范并重，您认为开放过程中会有哪些潜在风险？
宋宇：现在担心的一个风险是外资企业进来后的可控性问题，另外一个担忧是出现所谓的恶性竞争。
易纲行长说开放与防风险并重，是非常有道理的。打个比方，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行车速度非常“疯狂”，但安全纪录非常好，原因在于，德国人严格规定了哪些事不能做，同时大家严格遵守了这些纪律。所以，金融业开放过程中需要把大的框架定好，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各方都要严格遵守规则，在创新中把市场发展起来。
但另一方面，单方面强调风险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风险。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和发展必然带来风险，极度强调风险会导致很多新事物过早地被放弃。过去几年出现了很多新事物，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变化比大部分经济体都要大，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政策在这些领域是相当宽松的。
我对短期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担心，保守可能成为一个重大的长期风险。
界面新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以来延续了升值势头，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中短期汇率走势？
宋宇：人民币近期升值的主要因素是美元走弱。美元走弱的一部分原因在我们自己，从边际上来说，相对于日本和欧洲，中国进口弹性对美国影响较小。中国内需回升带动了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这是之前市场没有预期到的。
美国最近两年经济走势良好，美联储先是退出宽松，现在又开始加息，大体上符合早前的预期。跟之前预期相比，欧洲和日本高出预期，而美国经济虽然表现良好，但没有明显好于预期，这是美元贬值的一个原因。
过去两年里，美、中、日、欧经济都在往上走。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好，资本倾向于避免风险，从而更多地向美国流动，现在全球经济转好，风险偏好也倾向于追求高回报，这时候被视为相对安全的美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会下降。因此，市场对美元走强没有特别强的预期。
界面新闻：有报道称，中国央行允许商业银行适当提高存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这一举措您如何解读？
宋宇：易纲行长上任后，货币政策方面能够看出一些变化。一个是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另一个就是存款利率事实上的上浮。
这一上浮相当于是一次变相单方面加息，但它是隐藏的加息，不是基准利率的上调。提高存款利率，实际上是以价格手段厘清了背后的扭曲关系，其中并没有紧缩的含义。
央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两年市场利率上升而存款基准利率和指导利率没有变，从而形成了一个利差。银行存款利率低于理财产品等市场利率，差距变大以后银行吸纳的存款就会变少。这本身未必是个问题，但银行要满足监管要求就变得困难。 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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