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美国反而意识到中国会越来越好
《华尔街日报》网站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特色主义）》，里面提到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
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
这条街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认识。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治安良好、没什么贫富差距，大家习惯了紧巴巴的小日子，生活还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大水，笋溪河也一夜暴涨，把我家房子冲垮了。整条街被冲垮的房子不少。洪灾过后，乡政府趁机对街道进行修缮开发，搞旅游，号称“中山古镇”。去年（2015年）春节还上了新闻联播，被当成“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的典型案例，现在就更火了。
我离开中山，是一级一级考试考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级行政区划叫做区，比乡高一级，比县低一级。
1996年去区里面读初中，1997年到江津县城读高中。2000年从县里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念完大学，在博士期间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学。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译为“研究员”）。现已回到国内，定居北京，以研究为业。
江津洪灾老照片
从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从两千年前的农业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体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经历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这三十年里亲身体验了一遍，这是我的最幸运之处。
第一次思想颠覆：孔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也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次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你认为正确的现在全部错了，以前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全部正确了。
而且更神奇的是：还可能再颠倒一次。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五六年了。但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材料和图书，很多家庭还保存着。小时候去小伙伴家里玩，从他家床下的纸箱子里翻一些小人书，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书。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批判孔子，把孔子说成是很坏的一个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文人，成天就想复辟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坚决镇压奴隶们的反抗。
我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但小人书上的东西看得懂。小孩没有分辨能力，以为书上说的就是对的，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大坏蛋，而崇拜书里面跟孔子斗争的奴隶起义英雄。
过了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孔子》。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对门买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号，周围的街坊们晚上都跑到对门去看《孔子》。
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为前后对比太强烈了。这个纪录片竟然说孔子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电视里面还告诉我们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孔子像。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观的颠覆。
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对同一个人竟然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前书上说他是坏人，坏透了。现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又说他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好坏可以这样颠倒吗？
后来我上了小学、初中，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标准化教育，文革的影响慢慢褪去，把文革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这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对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产物。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对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问。
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对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并不了解。在读大学以前，我从未离开过重庆，重庆市的市区也只去过那么三四次。政治课本上告诉我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劳动人民。我对此深信不疑。
中学时期，我努力的学习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史，崇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领袖。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绩是重庆市第一名。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很快。小学的时候还有粮票——每个人每个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据粮票配额供应。在配额内，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比较便宜，超过配额的部分则花钱也买不到。
一个青少年男子的配额是最高的，一个月可以吃32斤粮。我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到了中学以后就可以一个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学，粮票制度就废除了。
粮食放开以后，镇上也通自来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里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慢慢镇上开始修自来水管了，一家一户铺进来。
后来政府又投资建了电视转播站，买了卫星信号接收器，给家家户户接入有线电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可以看见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更好了。
之后，我们家就买了一个长虹的彩色电视机。家家户户生活的改善很明显，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乡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农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后，随着政策放宽，有很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开始跑货物贩运。当时有中山、太和、常乐三个乡镇，大家约定中山三六九赶集，常乐二四八，太和一五七。
每三天轮换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赶集这天，周围乡镇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在街上摆摊，各种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欢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
第三次思想颠覆：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出国以前，我逐步也意识到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并非网上有些文章讲的那么一无是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网络上、课堂上、社会上有关中国前途的争议越来越激烈，并不再是那么一边倒了。
2004年，我的一个讲经济的老师，在课上给我们说：他们去美国、英国玩，从国外买东西带回国内，打开包装发现尽然都是made in china。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
听到这种事情，很难不对中国产生一种自豪感。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词已经流行起来，在报刊杂志上频繁出现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老牌世界工厂。现在中国也成为了世界工厂，这似乎很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才对。
但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而且是以牺牲底层劳动者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真正高端的东西还是在发达国家。
2007年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辩论。他认为中国快完蛋了，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
我认为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发展，并不会崩溃，中国有足够的时间在经济正常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上西方自由民主道路。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中国的高端产业跟世界先进水平还差的很远，根本没有希望追上。
当时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的。我们二十年前什么状态，现在是什么状态？中国的产业链虽然低端，但薄利多销，挣的钱也不少。只要有钱，高端的产品我们可以投入研发、可以收购、可以招聘外国的高级人才。
总之，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这些差距都是可以追上来的。我当时已经有这种思想了，觉得中国在经济上可以变得强大，但这样的想法还不足以改变我对东西方政治体制的认识。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金融危机。
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
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
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
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
到了剑桥第一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首先没有排号机。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在英国的银行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
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需要至少等七个工作日，银行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去。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直接有办卡机、身份证一扫就可以打出来。
我很震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地铁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价值六十多元人民币，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
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的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看起来穿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天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个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
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最新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这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在国内，我听到的基本都是关于中国如何如何差，而美国如何如何好的言论。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我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还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
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大约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中国要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
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金融地产健康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
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
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绝对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
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差距。落后的公交系统，脏乱破旧的城市街道，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h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
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坚信中国的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他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
虎妈和她两个优秀的女儿
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
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最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最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外国小孩优秀。
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顶级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我还完全沉浸于从经济政治上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最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最好的素质。
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第一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时，仿佛找到了知己。
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
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这个国家会更好
我的思想变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在同龄人中应该有一定代表性。比我更年轻的90后、00后一代，像我以前那样认为中国应该完全学习西方体制的比例已经不高了。
90后、00后经历的变化比我们更少，在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强国，如果告诉他们西方的制度多么多么好，他们也不太会接受。他们从小就比较自信，从根子上认可自己的国家。
网上流传一句话：“一出国就爱国”。中国向全世界派遣留学生，西方国家也很欢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乐观的认为大量的留学生会认可西方的制度并用它来改变中国。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正好相反。
好多人不出国，还不知道中国这么好。真正到了西方国家留学，才发现中国优点非常多——政府办事效率、治安情况、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成本等，中国都好太多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世界和中国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定是越来越有信心。
我们在大学期间曾经顶礼膜拜的某些意见领袖，片面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他们的论调不仅被转变了思想的80后抛弃，在90后、00后中间也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如果我在八十年代就出国留学，对比西方的强盛和中国的贫穷落后，我也会大力鼓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主张大力学习西方，从科学技术到经济体制到政治制度都要学。
但时代不一样了，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后面的90后、00后看到的、亲身感受到的社会问题，既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也不是体制僵化不灵。国家已经强大了，计划经济体制则早已被摧毁，政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调动经济资源，官员们在网络舆论的监督下不再能够任性妄为。
个人可以自由地变换工作或者创业，只需要一张火车票就能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计划经济时代缺乏选择自由，现在是选择太多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下，夸西方、赞自由、骂体制的那一套传统布道方法，在年轻人中间当然会越来越没有市场。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探索史，每一代人遇到的难题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最后的成果也都有利有弊。后一代人对前一代人的探索，往往是既有继承，也有扬弃。
但跟之前的几次大变革一样，改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伴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之前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改革本身带来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有新的方案来解决。若还是依靠以前的路径，试图主要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解决，是肯定行不通的。
那些曾经远赴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回国引领风气之先的精英分子，如果不能及时转变观念，就可能就会从改革的推动者变成绊脚石。这种情况在过去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
时代变了，中国一方面有信心对外宣传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并且鼓励全世界都来向我们学习；一方面还要坚持内部改革，以保证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社会制度创新的最前沿，而不会被我们的学生超过。这两个方面同时都要做，并不矛盾。若有人一听见我们为中国的制度辩护，就认为我们不懂得变革，我们是不会同意的。
对于那些积极为中国介绍西方先进经验的上一代思想舆论领袖们，如果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观点，那么我们希望能和他们握手道别，感谢他们曾经为国家进步作出的贡献。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们握手，那么就挥手道别。
总之我们会向前走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完成中国彻底的西方化。但我们最后还是选择另外一条路，跟他们所主张的不是截然相反，但肯定大相径庭。中国会变得更好的，我认为这在总体上仍然符合他们的心愿 好帖，鉴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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