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的最糟糕的悬崖由市场体系带来
88岁高龄的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接受了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简称RT）“联络”栏目（On Contact）主持人克里斯·赫杰斯（Chris hedges）的采访，赫杰斯本人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采访中，乔姆斯基表示，最低工资应该是每小时20美元，“新自由主义是暴政”，而共和党则“致力于摧毁人类生存”，“我们正朝悬崖走去，而我们面临的最糟糕的悬崖是由市场体系带来的。”
乔姆斯基追溯了现行新自由主义的历史，从上世纪70年代晚期的左派起源与右派起源，一直到唐纳德·特朗普(专题)时代。
“新自由主义转向将决定权从公共舞台转移到了市场，”乔姆斯基说，他关于“美国梦之安魂曲”（Requiem for the American Dream，2015年同名纪录电影对乔姆斯基进行了深度访谈，译者注）主题的着作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称自己正在增加自由，而实际上它只增加了暴政。”
乔姆斯基说，把资本的利益——尤其是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利益——置于人民之上，导致了“民主的削减”，“大多数人工资增长停滞或者下降”。而乔姆斯基则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主张更加合理的工资分配。
“新自由主义让全世界的劳动人民互相竞争，却允许资本自由流动，事实上是对资本的高度保护。比如，知识产权对人民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税收，”乔姆斯基指出，微软对垄断技术专利和苹果的避税计划都是剥削普罗大众的手段。
乔姆斯基是1992年杰出的媒介研究《制造共识》的共同作者，他指出，这些变化通过“教化”（indoctrination）将反对者钉在“反美”的耻辱柱上，被边缘化甚至被解散。
“除了美国，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哪个非极权主义、非威权主义的国家存在这一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概念。如果你批判政策——你就是‘反美’的。”
乔姆斯基因普遍语法理论获得学术声誉，如今则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尤其是最近美国退出了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
“美国资本主义的野蛮派——共和党的立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们真的正在走向悬崖。历史上有哪个组织像这样致力于破坏人类生存？”一直以来，乔姆斯基不断批评特朗普。“当这个世界尝试做些什么的时候，美国却一头扎向悬崖。”
赫杰斯对乔姆斯基的访谈共分为两部分，7月2日，今日俄罗斯刊出了第一部分。
今日俄罗斯（以下简称“RT”）：你在基于纪录片《美国梦的安魂曲》撰写的着作中，列出了十个财富与权力集中的要义（principal）。你第一个谈论的是“削减民主”，这是什么意思？
诺姆·乔姆斯基（以下简称“NC”）：首先我要评论的是，十大要义的建构主要归功于编辑的贡献。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将无数个小时的访谈和讨论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整合。“削减民主”意味着人民的逐渐边缘化；削弱普通民众在公共决策制定中的作用，这是对70年代及其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引介中，可以预期和预测的结果。
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史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有时候被称为监管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在50年代到60年代嵌入到自由主义中，这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平等主义也在增长，60年代一些运动致力于社会公正，这是个大幅增长和民主参与的时代——人们真正参与到公共舞台。所有的这些拥有不同的影响。一个影响是衰退，利润率的下降，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个影响是人们过度热衷于参与公共事务。
RT：这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的“超量民主”（excess of democracy），不是吗？
NC：“超量民主”。事实上，两本非常重要的出版物都在70年代早期出版——都是针对这一理论的。有趣的是，它们处于政治光谱上对立的两端，却基本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尽管采取了不同的修辞方式。第一个是《鲍威尔备忘录》（The Powell Memorandum），由一个在烟草公司工作的公司律师撰写，后来他成为了尼克松治下最高法院的法官。他撰写了一个备忘录，本应是保密的，但它被泄露给了美国商会（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的商业团体。这一修辞相当迷人：他表达的观点在那些真正统治世界的人中并不罕见——他们的控制非常轻微地减弱了——就像被宠坏的三岁小孩没能得到一块糖果——这意味着世界末日。所以你真的需要去阅读这一修辞来领会它。
RT：这时有一个对美国自由企业制度的攻击，不是吗？
NC：商业世界在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率领下遭受严重的攻击。我们是对美国生活一切重要方面仅存的攻击。然后，他说：“好吧，照顾我们，商人从根本上说拥有一切。我们是大学里的可靠伙伴。我们没必要让孩子们变得疯狂。我们终归可以控制媒体；我们拥有权力。”它要求商业世界动员起来保卫它们自己。
这对右翼智囊团的增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大部分意识形态都是极右的。所以这是光谱上右翼的一端。然后你要进入光谱的另一端——基本上是卡特政府的自由主义。事实上，为卡特政府工作的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这一委员会基于工业民主国家：欧洲、日本和美国，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而这里的民主的危机指的是过量的民主。在6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都是消极和冷漠的，而60年代，人们开始参与政治舞台、施压实现需求及其他事务的应然方式，有时候被称为特殊利益——意味着年轻人的利益、老年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人的利益，换而言之，每个人的利益。只有公司部门的利益没被提到——因为它们是国家利益。然而，特殊利益给国家施加了太多的压力。所以，我们不得不在民主上更加自我节制。人们不得不回到消极和冷漠……带着些许怀旧，塞缪尔·亨廷顿提到杜鲁门时期，总统在一些华尔街律师和总经理协作下能够运转这个国家，而那时候并没有民主的危机。
RT：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点，关于“意识形态塑造”。你讨论过麦迪逊和亚里士多德的区别。他们都明白，只要存在不平等，富人和穷人之间就会存在紧张。麦迪逊呼吁政府削减民主，而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式，你显然会赞成，是减少不平等。你的第二个点——意识形态塑造。我们提到了《鲍威尔备忘录》，提到了三边委员会，但是具体而言，他们针对的是社会的不同阶层。你曾讨论过他们为大学制定结构性方案的方式，利用债务将学生变成债奴，从而让大规模游行示威变得不可能，摧毁了公共机构。谈一谈将意识形态重新装配进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过程。
NC：我不想指出，是三边委员会领导了这些事态发展。这或多或少表达了自由主义精英在这些议题上的共识。因此，这是非常有趣的，教化青年当然是他们的说辞——众口一词的说辞，而负责教化青年的机构正在失责。
RT：这是一种对教育机构有趣的描述方式。
NC：这有点类似于刚才提到的怀旧论调，杜鲁门能够在很少的公司律师的协助下运转这个国家，然而这有点理想化了。应该有教化，学生不应该自由思考，他们当然不会这么说，但其真实含义就是学生不应该自由问询、思考和挑战——而这恰恰是一个好的教育体系中，学校和大学里的年轻人被鼓励去做的。但是这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质疑太多永恒的真理，包括精英统治和控制是不是必需的。这一点在整个历史中被不断表达。
RT：你认为他们有多成功？
NC：他们阐述的共识导致了许多事态的发展。这是相当成功的。例如，学院和大学开始实行一种商业模式，官僚主义已经实现了极大的发展，倾覆了教员控制和官僚控制之间的平衡。学费急剧增长，产生了强大的规训效果。在60年代，年轻人可以说：“OK，我可以休学一年，参与反战运动，或者女权运动，或者别的什么，然后我可以回来继续我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的头上悬着债务负担，你就做不到这些。如果你出身于法学院，想着：“我很乐意成为一名公共利益律师，但我还要偿还20万美元的债务。”你就只能去一个公司法律事务所，被吸收进这种文化。并且，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施加规训影响。
RT：你还谈到，一些对美帝国或美国资本主义突然的批评被安上“反美主义”的标签。
NC：反美主义是一个有趣的概念。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极权主义国家。打个比方，一个人在意大利批评贝卢斯科尼政府——他不会被指控为“反意大利”。在前苏联你可能被谴责为“反苏”，在巴西军事独裁中你可以是“反巴西”。但是除了美国，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哪个非威权主义的国家存在这一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概念。如果你批判政策——你就是“反美”的。当然，它有非常有趣的圣经起源。最初使用这一概念的是亚哈王（King Ahab，圣经里的古以色列国王），他是圣经中极端邪恶的王者。他叫来先知以利亚（Prophet Elijah），问他为什么仇恨以色列，也就是为什么谴责邪恶国王的行为。这是一个基础概念：如果你挑战权威，你就是反社会、反文化、反社群的 看看，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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