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吃盟友英国一记重拳 美国输中国“五张牌”
新闻来源: 明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他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作出了有保留的道歉，承认有关这场战争导致“伊斯兰国”崛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北京时间9月12日，美国贝格鲁恩治理研究所主办了一个以“后党治理”（Post-Party Governance）为题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表示，该会议关乎目前世界选举民主所产生的问题及其未来出路。而之所以提出“后党治理”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主办者认为，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出现了大问题。这两件事其实有着一定的联系。对比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世界瞩目的自我改革工程，被视为“自由”“民主”标本的美国国内的很多不足及其背后的制度性缺陷都被呈现和放大，而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还在于美国自身。美国所遭遇危机代表了一种“国家模式”的衰败，也使其自我认同和宣扬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产生动摇。与此同时，美国在他国强推“颜色革命”的做法或许是在重蹈历史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覆辙。
不过，这也为重新定义政治领域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这或许也正是中国崛起带给人类社会的其中一个层面的积极意义。事实上，中国或许为其他国家地区贡献出了至少五个“普世价值”：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立足于自身实际、不断改革进步、渐进的方式、对外开放。
美输中国“五张牌”
美国衰败 “自由”“民主”动摇
冷战结束后，美国所代表和宣传的制度模式得到普遍认可，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级形式。然而在20多年后，在此次会议举行之前，政治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反思美国制度的苗头。在冷战结束前夕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不久前开始表达出对美国的悲观论调，这主要见于他在2014年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福山基于20年的观察，对其理论进行了大幅调整，并提出相较于民主和法治而言，国家能力对繁荣更为重要的观点。中国官方和媒体对此表示强烈的赞同，认为这恰恰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模式。不排除福山正是对比和有感于中国崛起的案例而对美国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
福山还提出，美国政治文化有三个主要的结构特征，而目前这三个都出现了问题：相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国家而言，司法和立法部门（也包括两大政党所发挥的作用）在美国政府中的影响力过大，而受损的是行政部门；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增加，这不仅扭曲了民主进程，也侵蚀了政府有效运作的能力；由于联邦政府管理结构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两极分化，美国的制衡制度——其设计初衷是防止出现过于强大的行政部门——也就变成了否决制。
除此之外，福山认为“新兴民主国家”也正在加速溃败。福山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主要是指在过去几年里发生颜色革命的乌克兰、利比亚、叙利亚、埃及，此外应当还有正遭“伊斯兰国”肆虐的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福山的这些观点与中国持久以来对美国的批判不谋而合，这可能也正是福山曾被王岐山接见的主要原因。只不过，由福山而不是中国方面提出的质疑，对美国而言更具参考性和说服力。
这可能说明，美国自身和其所宣扬的模式，不仅不是终结的形式，而且也并不是其他国家走向一种理想中的更加富强、美好、公正国家的必然途径，甚或有可能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导致倒退和苦难。如果抛开意识形态的固有观点框架，而仅从结果来看，当下美国对其“自由”“民主”等一系列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和实践，与工业革命时期俄罗斯及之后的苏联所推广和实践的“共产主义”极为相似。
美国或在重蹈“国际共产主义”覆辙
苏美在各自的时代被视为“正确”和“成功”的代表，两国向全世界强烈推广其国家形态，必要时使用了武力手段，接受国在分别应用实践苏美模式时，几乎都出现了很多的严重问题。学习苏联的一些国家经过暴力革命后，也曾一度有过初期的快速发展，但随后又陷入经济不前、专制腐败、体制僵化的困局，并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形态转型为“苏联模式”划上一个句号。
政论者从苏联的失败和错误推导出美国的成功和正确，随即便进入了美国向国外大力推广和实践其制度模式的新时代，中东、北非等地发生的颜色革命即是其表现形式。然而观察其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已陷入了困境，这或许是美国始料未及的。美国应当有所反思。
同现今的“自由”“民主”一样，一个世纪前的“共产主义”也曾是让世界范围内的民众孜孜以求和不惜牺牲生命的物事，如今几乎已被污名化，其原本理念少为外界所知。如今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也因美国的衰败和颜色革命结局被动摇。而从苏联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兴衰再到美国模式和价值体系正在发生的兴衰，当今政论者和主政者是否能够从中吸取教训？即使不能够做到，至少也应当不再盲从美国仍在全球强推的“自由”“民主”等价值体系。
虽然“共产主义”几乎已被全盘否定，但“自由”“民主”虽有所动摇却未必会拥有的结局。动摇是源于美国对“自由”和“民主”的自我定义和夹杂有自我利益的推广做法。因此，当下确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政治理论进行重新定义，尤其是有所动摇的“自由”“民主”，以及有被污名化之嫌的“共产主义”，同时也有必要对各个国家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做出新的评价。
请继续努力！ 中国或贡献五个“普世价值”
对于苏美两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中国已经讨论、探索、实践和修正了近一个世纪时间，至今仍然争论不休。比如，“自由”、“民主”、“共产主义”三个词汇仍然是中国舆论场的高频词，往往能够引发不同群体的激烈争吵。不过，这种状态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中国执政者曾提出24字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就有“自由”和“民主”，这体现了其融合苏美优点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或许可以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驾驭弥合左右、学习市场经济并改革政治制度的过程，正是一个吸取以苏美为主的当时国际社会政治优点的过程。其中最值得重视和强调的一点是，这需要建立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实际之上，而且需要一个实事求是的渐进过程。
这可能也正是中国崛起对人类社会在政治领域的一大贡献。当然，中国的现有制度模式同样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结形式，如果像苏美一样强推之，只会造成同样的结果。那么，中国冲破困局“杀出一条血路”的价值在哪里？目前来看或许至少有五点：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立足于自身实际、不断改革进步、渐进的方式和对外开放。
对于“国家能力”，福山在反思美国时着重强调了这一概念，其实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存在一个强大的政党，这在中国就是中共。中共为整个国家的存在提供了保障，为进步提供了可能，尤其对比美国、西欧陷入困局和衰败，而中国正在大步改革，更能凸显其优越性。中共是一个国家政党，这虽然会难以避免地导致腐败，但同时也能有效地避免整个国家的群体分化，进而陷入内部斗争和混乱。现在来看，即使是一党制国家常见的体制僵化、官僚主义和腐败等顽疾，也并不是不能解决，而且其集体领导也能在较大程度上遏制“政治斗争”。即使是体制相对完善的民主国家如美国，也并不能免于这些问题，而且还会受到“金钱政治”的困扰。
至于“立足于自身实际”，进入近现代以后，中国也曾在不同时期有过不同程度的全盘西化或苏化的尝试，但如今中国的成功却应归功于将其“中国化”。这主要体现为中共对“中国化”的主导实践。先是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美两种模式盛行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立足中国实际的取舍。尽管“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有过探索的过失，但是立足于中国实际总是能够提供检验和修正的标准，这为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前提和条件。苏美向国外强推其制度模式因此是一种失当的做法，而中国等少数国家地区能够“成功”则堪称例外。
至于“不断改革进步”，这应当是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理念，但是却难以坚持。对于这一点，可能需要去理解“生产力”概念，以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意义。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国民素质、社会组织化程度等等，总体而言都会不断提高，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这要求政治制度需要不断调整进步才会具有合法性，也因此没有永远正确的制度模式。苏美先后遭遇的困境或许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其向外推销自身时，也就失去了深度自省和调整的动力，制度形态陷入僵化，问题随之产生，并且被他国超越。
由此还能延伸出另一套理论，即如何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既然国家社会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那么也就更多地从时间的维度来衡量，更多地观察其变化过程而不是结果。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动态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之中，就应当给予肯定。这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普世价值”所在。虽然马克思侧重于对“生产力”、“共产主义”等概念的设想和定义，而未对如何实现的过程缺少注意，但是中国的发展路径恰好是一个补充。
至于“渐进的方式”，也比较容易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颜色革命则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引发混乱和灾难。其实有观点认为，发生颜色革命之前的那些国家当时也处于一种渐进发展的过程之中。渐进的发展需要整体安全、稳定和持续的环境。对于特权腐败、贫富分化等问题，都需要一定时间来解决。另外，“维稳”有其必要的一面。毕竟，每个国家内部都会存在利益的对立，发展中国家更是存在很多现实的问题。但这需要有很多前提，比如维稳的目的和方式，是不是为了大多数人利益，会不会不断优化过程和解决问题。
至于“对外开放”，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经验。封闭的国家几乎必然会导致极端情况，也会失去自我调整和前进的动力，至少也是失去外部参考。更何况，如今的世界已是全球化时代。在这种情势下，需要保持一种兼收并蓄的心态，既要坚持自身实际，又要敢于向外学习。已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强劲动力，其实也得益于美国等方面所构筑的巨大压力 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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