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崛起具有几大标志性的事件。一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东亚的经济增长率执全球之牛耳,领跑全球其他区域。二是东亚经济的高成长性有明显的阶梯承接性。从早期的日本在走出战争废墟后迅速腾飞,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紧随日本之后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再到中国、越南。在每一历史时段,亚洲均出现了领头雁经济体,引领亚洲经济。三是除北美、欧洲两极外,亚洲地区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三极。该地区不仅拥有全球诸多产业和产品较为便利完整和深度整合的生产链,或者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端,而且是全球贸易至关重要的供给侧要端,此亦是“世界工厂”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7 A' l) {, Z: i% S
, B( g/ C. o+ T0 Y0 z+ `8 V四是世界各大国出于其林林总总的战略利益考量,均更加注重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世人皆知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实际上其他各大国同样制定和实施了各自的“转向亚洲”战略。尽管它们的内涵和版本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更加重视亚洲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
4 D4 b- A' l, l# _- {
% g+ S2 @$ o$ g7 Y. r4 i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从军事、经济等方面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中国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尽管延伸到其他大洲,但其重心仍在亚洲。日本多年来一直在亚洲布局、经营亚洲。考虑到亚洲地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数量,欧洲大国如德国、法国和英国等非常积极主动地大力开拓亚洲市场,力图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为陷入债务危机泥淖的欧洲经济注入强大动力。同样,为了规避欧洲国家减少对俄罗斯油气进口依赖的企图,莫斯科大力拓展亚洲市场,为实现本国油气资源出口的多元化而竭尽全力。
5 f3 a) v. x0 c- ^+ s8 b/ W; E: l" X$ a; a
因此,东亚的崛起是一种客观事实而非言者臆断,但是,过去东亚的崛起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区性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能够和平共处,或者至少能够维持战略性合作(尽管两国在很多议题领域存在分歧和矛盾);二是领头羊经济的高成长性,即东亚地区存在某个引领该地区各经济体的领头羊经济。领头羊经济体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既是外资的吸金池,从而为组织地区生产和服务创造了条件,同时,它又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商品和服务流向的最后市场(market of last resort)。但上述两个条件在当今情势下均面临挑战,从而很有可能阻断东亚的崛起进程。笔者曾在FT中文网撰文论述东亚安全方面的挑战(《东亚从“二元格局”走向“二元背离”?》),本文主要探讨后一因素。
+ `/ ?- {! Q% d4 g0 w0 w2 v
" {1 @7 I L) B4 k% w! g
. q& C: ]. o7 b% }- g$ p领头雁经济$ p3 L8 u6 _% e- c/ \- E
8 ?8 C2 U% I) [, N6 {7 L% U6 m
过往东亚的崛起,亦称“东亚奇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存在一个或一批领头雁经济。在学界,人们常借用“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来解释东亚经济发展。“雁行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持续在产业和技术创新方面保持领先地位,日本愿意转让技术,以及各国产业梯度差的存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条件都在发生变化。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已无法担任东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角色,中国逐渐成为拉动东亚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0 |) F7 _9 x. v) \; q; I- l: b7 n
4 O0 e" w5 j( M# D) G4 W0 F尽管日资、亚洲“四小龙”的投资的确对中国经济成长有很大贡献,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非“雁行模式”所能解释,因为中国并不是简单地靠承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淘汰产业和技术而发家,而是接收了包括美欧等来自五湖四海的海外投资。实际上,同迅速增长的双边贸易相比,(中日)经济技术合作领域的进展却难令人满意。日本在对华直接投资和高技术转让上始终犹像不前,不仅大大落后于美欧,也同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水平极不相称。
+ n, h" X/ @5 Q: V8 k( z
( ?$ N4 b+ Q C% X3 x4 E2 d+ |同时,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逐渐成为带动本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一角色主要由两个机制所促成:一是东亚地区存在的华商商业网络。这一网络对中国引进外资,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中国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0%以上的外资为华商(含港澳地区)投资,70%以上的外资企业为华商投资企业。华商网络的优势在于它是“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天然孔道”。在公司层面,该网络有助于大大降低海外华人企业运营的交易成本,加强海外华人企业间资金、信息、业务上的联合;在区域层面,华商网络则是促进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经贸联系的粘合剂。目前,华商网络很大程度上已内嵌于下述区域生产网络。
0 a, ?% |2 f. \ S$ F2 c
1 h W6 \' b0 ^& z. g第二个机制即为以中国为中心,嵌入于全球经济循环机制的区域生产网络。这一基于比较优势而织成的生产网络将东亚各经济体连接在一起,伴随中国经济的腾飞,东亚其他经济体亦从中获益匪浅。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展现了强劲增长的活力,越来越多的外商选择到中国投资设厂,这些外资充分利用东亚各经济体不同的比较优势,从中国周边进口所需的零部件、中间品、原材料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产品生产因此被细分为多个环节,并由多个国家协作完成。
2 ?: e; [1 `% L3 k: ^# s) H& B# U) Y) |& o$ X0 x6 \7 t
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技术垂直和层级转移 的“雁行模式”,这种发展方式创造了一种“平行发展”模式。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体系,产品的“国籍”变得越来越模糊,国际贸易失衡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双边问题,而是一个网络状的多边问题。) B8 J- B7 A- U$ }
: `, k9 \, P* Q# M) }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中国对外经济活动的70%集中在东亚地区。东亚各国是中国贸易和投资的最大伙伴,投资中国的外商85%来自东亚,中国经济崛起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将更为巨大、直接而深远。事实也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中国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3 B0 I0 E! R# L
/ p4 T6 ~( d- e# A4 F( Z! \- R; B" S; I) d) F% j
) d5 B# A c2 n( F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