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三省二度陷落 或成"中国的西伯利亚"

　　中共十八大两年后，习近平主导的新执政团队第二轮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已经大体绘就。“一带一路”、大建京津冀等国家级城市群、“长江经济带”、西南高铁延伸所代表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获命担任京津冀城市群与“一带一路”领导小组的组长。中央层面的一系列重要规划体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心。然而，曾经被视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却似乎被中央忽视，不在其主要规划之内。这对于当前已经深陷困境的东北而言，已经再回“寒冬”。
  z. L3 g+ C0 v9 j9 M7 }

$ t9 Z& A( P1 Z7 v  v　　东北二度陷落

　　近年来，东北三省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行，GDP增速被指“太难看”。2013年经济增速位列倒数第三的黑龙江，在2014年前三季度成为倒数第一。黑龙江的这一状态也代表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发展态势。2013年，该省与吉林、辽宁三省在中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者位于后10名。尽管吉林在2014 年略有振作，但难改整个地区的颓势。经济增速对地区发展的影响是基础性和全面性的，也是当地整体状况的反应。
* z9 J( C' ~* ^) S8 _/ r" o+ ^
) Y& |, V  m" p4 i　　其实，东北的“陷落”是诸多深层次问题所导致结果。人口流失、国企与市场萎靡、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转型升级、改革乏力，使东北不可避免地迅速转为下行，而且这一趋势在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对东北来说，这是一种全面的危机。当地主政者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或是一味巴望中央输血都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加重。而要改变这一令人绝望的“处境”，不仅要求中央与地方足够的决心和魄力，还需有系统而大胆的顶层设计，对东北旧制进行主动、全面、深入的改革。

　　在计划经济占较大比重的地区，地方主政者陷入困境时，习惯陷入两种思维惯性，一是“等”，二是“靠”。“等”是指没有决心或没有能力去担负责任，打破阻碍发展的旧体制旧框架，实施深层次的新的改革探索；“靠”是指过于依赖外部因素，尤其是中央层面的直接输血或指令，缺乏对自身的检讨，对自身潜力的自信和发掘。这两种都是一种缺乏责任心的表现，也是中国过去计划经济难以避免而且遗留至今的功能性问题。
: a3 G2 _% @5 {) I
( F3 B) G! x: Q　　有敏感的观察者由此推测，东北地区陷入区域性的坍塌，将转入历史性的衰败过程中，因为造成其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都是一些深层次和长期性的问题。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尽管已经推进多年，但目前仍以大型国企、资源能源型企业、重化工业为主。但由于中国主动转入转型升级过程，中国经济发展降温，以及国际层面石油价格急降等原因，对东北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重创。在部分分析者看来，对东北造成“致命一击”的或许要属十数年内难以逆转的“人口流失”问题。
6 S) p1 V& W( f$ N0 Y& s. W
　　被中央“忽视” 东北已非中国发展重心

　　东北三省发展速度排名倒数，也会拖累整体经济运行，中央层面应当早已有所认识。尽管如此，在十八大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规划中，似乎将东北“忽略”。“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等口号已经鲜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区域性“城市群”等理念。西部大开发虽然“消声”但并未消失，而是因为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南高铁延伸高度重合。与此相比，“振兴东北”则不仅是消声，而且有“消失”趋势。

　　以时下正热的京津冀地区为例，除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外，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就已在多个正式场合作出指示，甚至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负责人汇报工作。在北京时间2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习近平审议研究了该地的规划纲要。相比之下，东北地区已经少见于中央领导的决策、指示和讲话之中。
9 U2 n7 @" l5 B/ Y  _0 J
. Q! x+ C7 ?& e　　在中央层面制度性权力配置方面也能观察东北地区在当前中国决策者视野中的地位和考量。国务院在2000年初成立了西部大开发领导小组，由时任总理朱镕基担任组长，副总理温家宝任副组长。所谓的“开发”主要是指四电东送、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和青藏铁路4个项目。但是之后没有同等级的机构跟进。此次“一带一路”和“京津冀”城市群规划也成立了小组，均由现任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 g5 m/ z6 ^4 p
　　在一带一路方面，王沪宁、汪洋、杨晶、杨洁篪等人为其副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方面，据媒体报道，王沪宁、孙春兰、郭金龙、王勇等人曾出席该小组第三次会议。其中，孙春兰当时是天津市委书记，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后该小组人事配置方面是否出现变化尚未可知。可见，两个小组都采用了一个政治局常委领衔，两位政治局委员为副手的高配模式，凸显出决策层的重视和寄望。

　　张高丽在一次“一带一路”会议上发言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或许在决策者的视野中，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深入的改革和更全面的开放相互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自身潜力的基础上。基于此，作为具有巨大区位优势的东部和南部已不必说，中部得益于大区域大市场中的人口、交通方面的优势也有较大潜力，作为待开发且邻国众多的西部则是大有可为。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则差了很多。

$ ~* S# k4 [. O　　从地域的视角来看，长江经济带能够联通中国东、中、西部，实现中国南方经济重心区域趋向一体化的合作。“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分别是从西部东部两边发力，不仅能够深化中国海陆两方面的对外开放，还能起到带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展的作用。城市群则着眼于中国东部与中部区域经济“龙头”地区的联通和升级。其重点建设的5大国家级城市群也与东北地区无关。在一些观察者看来，东北被“排除”在这些顶层战略设计之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决策层对东北地区难称乐观的预期，或者说是有心无力。这对于严重依赖政府主导和投资的东北发展模式而言，无异于被判了“死刑”，成为 “死棋”。
# L' v& M1 ]- D7 O8 n9 S
9 Y" W! P% p0 B　　东北求生乏力或成“中国的西伯利亚”
: b8 ^2 c2 m' e* b6 u
) ~) v; u' q: y5 {$ h0 n+ e- m　　这些宏观设想的主要特点是“开放”、“联通”与“合作”，这主要是基于地理与经济两个元素的统合考虑。在这方面，东北地区有着天然的劣势。首先，东北地区气候过于寒冷，不利于工农业发展，也就限制了人口聚集。其次，东北地区三面被围，过于依赖南部辽宁通往中原及海外。而且与中国西部相比，东北周边的朝鲜、俄罗斯与中国都未形成活跃的经济关系，这就进一步加重了其封闭性。由于历史原因，东北地区东部虽然紧临日本海而不可得，被很多中国人视为一大憾事。
5 ^7 ^$ g; P, `$ d+ A8 y
, I/ I1 Z0 P* ?( O. t　　有分析人士表示，东北地区是一个强政府、弱市场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发端于二战时期的战时经济，后来经过计划经济的强化，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仍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有“中国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是中国决策层从宏观层面协调发展经济的主角，下设一个名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的部门。该部门在近一段时间十分活跃，虽然少见于媒体舆论。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2014年在一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说，东北地区的振兴发展还是有一些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的问题。需要加快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机制。中央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要通过努力使东北重新焕发活力。
: |' U! O5 h/ x3 t8 M
　　据悉，2014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东北振兴的若干政策举措的意见，在意见当中有几台是有针对性的，第一台激发市场活力；第二，大力推动和深化国企改革。这两点都很有针对性，也是之前一直在鼓吹和探索的方向。但是现在的窘况证明其方法和力度都难称合格，或者说是过于重视GDP的总量增长而忽略了立足于长远发展的结构调整。从这一角度来说，这场全面的危机也有望形成倒逼机制，使中央与地方都能形成深化改革的决心。
; `/ x" M3 Z- u2 `1 {' p" t
　　东北有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即人口流失问题。计划生育使本地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足够的人口补充，而工资过低又使本地人口争向外流。因此需要至少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计划生育方面做出调整，二是通过户籍制度等社会体制改革提升本地软实力和吸引力。另外还可从改善东北区位优势方面出谋划策，比如增强东北与内地的交通联系。也不排除中国与邻国俄罗斯或朝鲜等方面出现某种改变，实现东北在东部或北部向海洋的突破。当然，这些或是过于天马行空，或是过于遥远，不能寄望于短期内出现改观。如果东北地区不能做出深层次的调整和突破，很有可能变成“中国的西伯利亚”。
来源：综合
: l* q7 X# Z( d5 }3 y
4 u, ~% d' p$ M+ K- l  ~
  w3 ?2 Z& p& [/ i3 B2 N& F. d

謝謝，希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