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发生6年后的今天,只有一华尔街人士进了大牢
自2008年起发源于美国华尔街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据达拉斯联储统计，仅在美国就造成14万亿美金的直接损失，平均每个美国家庭损失5-12万美元。如果把美国政府为了救市投入的资金以及对全球其他国家经济体造成的伤害统计在内，数字更是难以估量。 但金融危机发生6年后的今天，只有一位华尔街人士在2014年为此进了大牢。这位被判刑30个月进了大牢的小萝卜头名叫凯伦（Kareen Serageldin， 以下简称凯哥），埃及裔银行家，就职于瑞信银行 （Credit Suisse）。这位耶鲁毕业生一度是公司明星，但在明知次贷危机已经袭来相关证券资产已经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他还是批准了自己负责的部门隐瞒了公司资产抵押贷款证券价值亏损约1亿美金，并指示部门同事不管实际价值（fair value）， 把这些证券尽快标高价格卖掉。
凯哥自己认了罪，而且公开道歉说“我犯了这个错，我承担责任并准备向社会付出应得代价”。但在媒体、金融业乃至法官眼里，凯哥都是一个小萝头倒霉蛋形象。法官的原话是“凯哥所作所为只是他供职的银行以及其他很多银行营造的邪恶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凯伦隐瞒了1亿美金的账面亏损入狱，雇主瑞信银行第一时间向执法部门举报了他，同时雇主加班加点调整公司财务报表，公开承认实际亏损27亿美金。这还不是最离谱的，美林(Merrill Lynch) 先是宣布亏损额为45亿美金，三个星期后赶紧宣布实际亏损数字为80亿美金。
说凯哥是小萝卜头不光指他能量有限所以危害有限，纽约时报称他这个级别的银行职员“离董事会办公室那一层还远着呢”，同时凯哥生活作风很简朴，业界称他为“华尔街和尚”, 家里除了电脑像个奢侈品，其他全是经济金融类书籍，没事就爱看书。而华尔街高管们就比较离谱了，除生活奢侈糜烂外还大发国难财，据彭博社2009年报道,美国政府及美联储通过直接投资、贷款及提供担保等方式投入了共计12.8万亿美元挽救,这个数字是2008年美国全年GDP的总和。而美联社2009年报道透露美国116家接受救助的银行向600名高管发放的福利达到近16亿美元，每个银行高管得到的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加起来约为260万美元。
最有恃无恐的是高盛和保险巨头AIG. 高盛共获得政府100亿美元救助，但其CEO劳埃德•布兰克芬（Lioyd Greig Blankfein）一个人得到5400万美元补偿金，公司的前5名高管获得的福利共达2．42亿美元。 AIG则在收到政府850亿美金援助后不到一周，就带领公司高管到加州 蒙娜可海滩( Monarch Beach)度假一周, 一口气花掉44万美元。
美国政府比窦娥还冤
美国媒体界和公众舆论里把贪得无厌、无恶不作的公司高管称为“肥猫”(fat cats), 要说美国政府不想整这批肥猫，美国政府真比窦娥还冤，事实恰恰是美国政府用力过猛，反而造成了在司法程序上后来陷入被动。早从布什政府起，面对猖獗的华尔街白领犯罪，美国政府就想杀一儆百。虽然很多人讽刺小布什集富二代、官二代于一身，整天和肥猫们穿一条裤子，但他也曾亲自召集强兵悍将要抓几个肥猫绳之以法。《纽约时报》报道说，布什亲自把副检察总长汤普森（Larry Thompson）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Robert Mueller）叫到白宫，在听取了关于公司高管如何蓄意欺瞒公众谋取私利的汇报后，他非常震惊并指示两位干将“一查到底”。检方准备大干一场，必须突破大公司保护自己的核心法律障碍，那就是”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即律师和当事人保密特权，当事人可以告诉律师自己所有的情况包括恶行，他们之间的所有信息沟通都保密并受法律保护，这就给控方取证带来极大难度；更要命的是，所有当事人的律师可以搞一个joint defense agreement, 军事化一些的说法就是共同防御协定，通俗的说法就是“串供”。每当美国政府气急败坏想杀一儆百的时候，美国的金牌律师们就开始“漫卷法律喜欲狂”了，肥猫们拿公司资金付天价律师费，美国最好的律师就是那批玩弄法律于屁股之间的那批，他们如果联起手来为本身就复杂无比的金融欺诈和白领犯罪与政府抗衡，政府根本没有胜算。所以白宫采取了超常规做法，作为可能从轻处理的条件，要求当事人做到以下几条，一是放弃律师攻守同盟，二是放弃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保密协定，三是不准用公司资金付律师费。2006年时，纽约曼哈顿检察长办公室信心爆棚，以帮助肥猫们非法避税为由，一口气起诉了四大审计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KMPG）17名高管，这事儿最终闹到最高法院，法官认为美国政府对当事人作出这些要求本身就是侵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不能这么干，美国政府铩羽而归。结果就是一出事肥猫们就写张支票甩给律师，转头去打高尔夫，美国政府除了羞愤交加，没有其他办法。到了奥巴马当总统这几年，让公司放弃律师和当事人保密特权这档事，政府连提都不能提，最多肥猫们以“客观上有失误、主观上无故意”为由与政府庭和解，支付几亿美金罚款了事。还有那种为了争取主动先把公司内部员工供出去，把责任推到个人头上，说的是哪家公司，你懂的。
可以说就是这种“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的美国法律精神，导致了大量肥猫们看准制度间隙，得以逍遥法外。正如一位《纽约时报》网站读者留言所说，美国法律只能惩罚那些交不起律师费的人。当然，华尔街高管们雇的律师和政府用的律师心思所系和水准大相径庭也是“搞来搞去搞不动”的原因之一，政府律师琢磨的就是保险系数大，千万不能输案子，然后找机会凭借在政府积累的人脉以及了解检方操作手法和漏洞然后跳槽到银行那头去给肥猫们当律师，实现职业生涯鲤鱼跳龙门。还有就是全世界的官僚系统都一样低效而且笨重，联邦调查局FBI以及美国司法的重心和人力配备这些年都在往反恐转移，真的是抽不出人手去搞华尔街这批人，所以就出现了李曼兄弟出事的时候，纽约南区助理检察长宝尼（Bonnie Jonas）负责查看公司案卷，赶往律所后才知道就李曼一家公司的材料就有4千万页，如果一分钟看一页，每天8小时计算，周末不休息，需要228年才能看完。
华尔街亟需重建三观
大洋彼岸的中国于2012年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中国梦打下了坚实基础。靠谱的道路不多，大家都在摸索，但不靠谱的模式已经昭然于天下。华尔街模式造成的全球灾难给一切向美国看齐敲响了警钟，好在中国的问题多，但解决起来也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三届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就曾感慨“如果美国能做一天中国就好了”。他在文中说：“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当你的竞争对手是根深蒂固、资金充足的利益集团时，当你不得不劝说公众牺牲某些短期利益去换取长期收益时，领导人的魄力显得尤为重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不管左还是右派知识分子都爱拿“制度”说事，好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指美国制度应该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但经济背后是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宗教和道德。人心坏了制度再好也白搭。华尔街在全球惹下这么大祸害只有凯哥这个小萝头进了监狱就是明证。
美国也有明眼人，在美国设有分部,旨在“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为实现社会公平而斗争”的“第四国际”(Fourth International)10年前起就在其“全球社会主义者”网站（www.wsws.org)上就曾历数资本家们的贪赃枉法和荒淫无度,并得出结论：日渐猖獗的腐败和贪婪,决不仅仅是几个 “坏苹果”胡作非为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正在腐朽没落的象征。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工人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有了时代新解，工人阶级失业太多没工夫掘墓，而华尔街肥猫为代表的集体无意识让资本家自己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
而反观大洋彼岸，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0年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拿立党为公这条做镜子我们看到每当政府在想收拾华尔街肥猫时美国党派政治就开始和稀泥，特别是几位共和党参议员开始指责美国政府滥权对公司高管不公等等。 法律被绑架，政党只求一己私利，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如今中国反腐和美国反腐的结果最大区别。中国至少能做到NO ZUO NO DIE, 不作就不会死，美国这架势，在往“只要有钱，怎么作都不会死”的方向发展。
可见树立并巩固三观，其实是普世价值，华尔街肥猫和他们在华盛顿的白手套们离这个境界还差很远。对急于得到世界认同、崛起势不可挡的中国来说虽不情愿但同样无法回避的是：只有承认、相信并追求普世价值，中国梦才能在逻辑上自洽，国际社会才能够坦然放弃戒慎恐惧，也才能有效揭穿大洋彼岸的有色眼镜，回击怀疑甚至污蔑。不承认普世价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就是个笑话，奥运会当年在北京举办就是本世纪最大的政治错误和文化误读。
弗里德曼当年撰文盛赞中国特色主要在谈论绿色革命以及能源革新，但最近两年至少在打击腐败领域的国际国内态势看来，中国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以及领导魄力同样彰显无遗。中国解决问题的效率和他产生问题的效率一样，能再次震惊世界并让世界信服吗？互联网时代不管经济还是社会治理模式是否靠谱，见分晓很快，一切都在加速。弗老和习主席都出生于1953年，希望他有生之年能看到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6年后的今天,只有一华尔街人士进了大牢 大吃一惊 謝謝，希望再接再厉..... 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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