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足适履治标不治本，加拿大在“控枪”之路上越走越远
这样那样的限制，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加拿大控枪史由来已久。自19世纪90年代起，加拿大刑法就对枪支实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管制。自此，枪支管制的力度不断加大。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起枪击案使枪支管制力度又创新高。可以说，加拿大的控枪政策是不断收紧的。当然，几乎每一次控枪立法都是对涉枪惨案的回应。
1989年12月6日，一名男子携带合法获取的迷你14步枪，闯入位于蒙特利尔的综合理工学院，向一间教室里的9名女性开枪，打死6人。枪手随后穿过走廊、食堂和另一间教室，以女性为目标，随意射击，最后自杀。
2018年7月22日，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在多伦多市中心向多人开枪，其中包括一名正在吃冰淇淋的小女孩，最终造成2人死亡，13人受伤。此后，该枪手的家人声明，他患有严重的精神健康疾病。
2020年4月18日至19日，假牙技师加布里埃尔·沃特曼（Gabriel Wortman）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16个地点实施了多起枪击，并在至少五栋建筑内纵火，造成22人死亡，3人受伤。在13小时的疯狂作案中，沃特曼还驾驶一辆仿制警车并穿着警服假扮了一名警官，最终被加拿大皇家骑警开枪击毙。
这些案件触目惊心，但也只是为人所知的一小部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加拿大40%以上的凶杀案都使用了枪支。而2000年至2016年间，光统计到的涉枪死亡案件就高达13168起，其中约四分之三是自杀。可以说，枪支暴力使太多人失去了至亲至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加拿大非营利研究机构Angusreid 2019年的调查显示，约61%的加拿大人支持彻底禁止个人持有手枪，约75%的加拿大人支持禁止“攻击性”枪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将“控枪”作为对全加拿大人的一个承诺，并在控枪之路上越走越远。
现行控枪法案对申请人有严格限制
在加拿大，枪支管制的主要依据是加拿大刑法典（the Criminal Code）和《枪械法》（the Firearms Act）。根据加拿大刑法典，枪支主要分为三类，即限制性（restricted）、禁止性（prohibited）和非限制性（non-restricted）枪支。
根据《枪械法》，要想持有或获得枪支、弹药，必须有持枪许可证。而要想获得许可证，申请人必须通过安全测试和接受背景调查。该调查包括犯罪、心理健康、吸毒和家庭暴力记录。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网站，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才能获得“持有和获得枪支许可证”（Possession and Acquisition License，简称PAL）。
根据枪支的不同类别，许可证也有所不同。申请人若想获得非限制性枪支的许可证，必须通过加拿大枪支安全课程（CFSC）的测试。 而如果申请人申请限制性或禁止性枪支许可证，除了CFSC考试外，还必须通过加拿大限制性枪支安全课程（CRFC）考试。
新控枪议案针对不同人群有细分规定
特鲁多周二提到的新控枪法Bill C-21其实还只是议案，刚刚进入立法“一读”程序。想要最终成为立法，还要经过漫长的“二读”和“三读”环节。
新议案的一大亮点，在于针对不同人群的控枪措施。比如，针对家庭内部的枪支暴力（亲密伴侣间暴力、性别暴力、自杀自残等），允许人们（有关亲友）向法院申请立即取走个人枪支，或要求暂停和审查个人的枪支许可证。而对于年轻人群体，议案主张从2021-22年开始，在5年内向各市镇和原住民社区提供2.5亿加元，以支持针对高危青年的犯罪预防方案。
新议案还主张授予市政更大权力，允许其在管辖范围内制定相关附则，如禁止在家中储存枪支，并在省/地区允许的情况下，限制向城市或从城市运输。
针对屡禁不止的枪支走私和贩运，新议案主张将此类犯罪的最高刑从10年监禁增至14年。
反对的声音
尽管似乎超过半数的加拿大人都支持控枪，但反对控枪或控枪立法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控枪无益于暴力事件减少。一项关于1981年至2016年间控枪法与自杀率的研究表明，控枪立法对自杀率降低没有明显的益处。在4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1991年、1994年和2001年控枪立法之后，出现从枪支自杀到上吊自杀的转变。相比枪支流通率，低收入率、失业率和人口中原住民的比例与自杀率有更明显的相关性。同理，控枪对减少凶杀案件、性别暴力等也没有根本性的作用，对待暴力问题还需系统性的解决措施。
第二，加拿大的枪械法律已经足够严格和严厉，无需再立新法。温哥华警察局长亚当·帕尔默曾在2019年就表示，在大多数涉枪暴力案件中，使用的手枪已经是非法的，相关罪名已经规定在刑法中了，禁止已经被禁止的东西没有意义，而且更严厉刑罚的震慑作用有限。
第三，加拿大枪支问题的源头在美国。一方面，美国法律禁止非居民在美国购买枪支，另一方面，加拿大法律规定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加拿大。这看似将加拿大人在美国购枪并带回加拿大的路子堵死，但实际上这两方面都没有被有效的执行。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与加拿大接壤的新罕布什尔州，以其枪械法律宽松而著名。私人经销商购枪甚至不需要进行背景调查。而在加拿大方面，据CBC报道，估计有800万到1100万的私人枪支在流通，而加拿大边境警卫每年截获的只有一小部分。
同样是控枪，加美政策不同
与加拿大不同，在美国，枪支所有权植根于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国家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然而，这种权利并非是无限的。美国最高法院规定了一些枪支限制，如禁止隐藏枪支、禁止向某些类别的人出售枪支。但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也撤销了某些枪支管制法。比如，2008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华盛顿特区一项禁止手枪的法律。
尽管联邦法律为美国的枪支管制提供了依据，但各州在枪支管制上有更大的权力。一些州，如爱达荷州、阿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甚至通过了一些法律，试图使联邦枪支立法无效。
枪支暴力造成社会不平等
约克大学社会学教授Cary Wu关于美国枪支暴力的研究表明，对于经历过枪支暴力的人，尤其是童年时经历或目睹枪支暴力或威胁的人，这种创伤会使他们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大幅降低，并且从长期来看，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
吴教授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不信任危机的高峰，而那时也是美国枪支暴力大规模爆发的时候。而从个人层面来说，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美国人，普遍对人的信任感偏低。”
而在社区层面，一些较贫困的非洲裔，在遭受枪支暴力的创伤后，由于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社区支持和家庭支持，就极易出现精神健康问题、信任危机，久而久之，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
吴教授认为，加拿大东部地区和美国极为类似。从控枪讨论的内容来看，美国的“枪支政治”对加拿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讨论的内容大体相同。从枪支暴力的现实分布来看，以多伦多为例，枪支暴力也多分布在社区（neighborhood）层面，而一旦暴力事件发生，又会对该社区的经济发展等方面造成伤害，出现对该社区的污名化（治安差、穷人多等），最终导致社区间的不平等。
在疫情下，这种两极分化式的社区不平等就表现为，经济上处于劣势、犯罪率高、人际信任感低的社区，新冠病毒感染的规模更大。
由此来看，加拿大的控枪之路虽然任重道远，但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社会价值。
好人必有好报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