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方位与中国展开战略性竞争,香港如何狭缝中求生存
不少香港人希望成为美国的打手，得到美国的庇护，那应该考虑离开香港投奔美国，当然美国也应该对他们敞开大门美国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已经明确将中国与俄罗斯一道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行动上 ，美国则表现为全方位与中国展开战略性竞争，贸易战不过是其中一个注脚。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2017年出版了《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他的研究发现，崛起的力量对现存霸权形成挑战，在过去的500年发生了16次，其中12次是以战争收尾，以此为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判断立论。
作为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艾利森2019年3月到访北京，他在此行的公开演讲中始终强调，目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的确已经受到瓦解，修昔底德式竞争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由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中美关系变局牵动了两国在各个领域更深层次的博弈。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中美在经济、科技领域的部分脱钩已经成为现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9月份的联大会议中也表达了他的忧虑，“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还不算太大，但却是真实的。我担心大分裂的可能：世界分裂成两个，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世界，每一个都有其各自主导性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单独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它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尽管不愿意看到，但在两大经济体的来回博弈中，“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的悲观前景似乎越来越接近现实。有学者认为，中美在过去几十年中，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而两国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彼此防范心理越来越重，是以脱钩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近两年来，中美贸易战持续占据舆论焦点，而贸易之外，政治话题也难免成为角力场。2019年11月底，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法案》，被认为是为持续半年之久的香港反修例暴力示威游行背书，引发中国政府强烈谴责，本已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又添新火。从特朗普（Donald Trump）对香港问题的表态来看，他对香港问题并不热衷，但也改变不了香港成为美国国会炒作中国话题抓手的事实。
在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既是内地对外的窗口，同时也能作为内地借鉴资本主义优点的平台。在一些学者看来，香港更像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境内的一块资本主义飞地。而当中美关系走向脱钩的时候，香港便成为矛盾爆发的一个焦点，而这也是当前香港局势持续发酵背后更为深层的矛盾。
香港局势发展到现在，并非仅仅是中美，而是中西两种意识形态已经撕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体制内的资本主义飞地是否还能以原来的方式继续存在，值得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香港现状也象征着中西关系的脱钩，而背后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中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的脱钩，香港只是具体展现了这种撕裂。
香港应该引入社会主义价值，建立“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对中国来说，香港骚乱是个坏事，但是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其中一个积极的面向，就是让人见识到了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
资本主义有其优越之处，也有其结构缺陷。它的优越之处是能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激发社会经济潜能，实现经济和财富快速增长。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快速发展，以及香港在资本主义驱动下的经济腾飞，都说明了这种制度的在促进经济与财富增长上的好处。但是，资本主义也会让社会关系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扭曲经济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资本主导形成的利益分配结构如果不加以调整，必然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并最终爆发革命或社会冲突。
香港自港英政府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为腐败和最扭曲的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香港的资本主义不仅带有资本与生俱来的剥削属性，还带有殖民地的掠夺属性。香港既往的经济政策完全服务于企业与资本，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分配中的角色与责任，对经济升级转型更是完全缺乏认识，大家都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修复扭曲。这种撒手不管的态度，使得资本在经济利益分配上一支独大，而且劫持了产业和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贫富分化。
最遗憾的是，在“一国两制”下，大多数香港人还错误地将这种已经高度扭曲的制度，视为和内地的制度差异，拒绝对这这种制度进行任何反思与调整。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只会让资本继续垄断香港的经济成果，独占内地高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结果，一个人均收入比德国还高的发达经济体，居然有超过1/5的人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这些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再加上香港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与内地，使得有不少内地人把香港作为以后的一个发展方向。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我们也不主动去研究分析和批判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相关宣传和研究也更强调其美好的一面。但这次修例风波，就将这种制度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通过分析这次风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外力介入干预及国家认同等原因，但资本片面主导形成的高度垄断化、家族化、买办化的经济利益结构，是香港问题爆发的最深层原因。
这种利益分配结构，与民生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平，政府管治权也被既得利益集团严重绑架，多数香港本地媒体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了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角色，很少能像多维和“香港01”一样，即关注香港的政治进程，同时又长期呼吁并持续关注这一制度性缺陷问题。
对中国来说，香港要想长治久安，除了在国家认同方面加强教育，加速融入国家的进程，还必须对这种片面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进行深度反思。检讨的方向，就应该是其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资本片面主导形成的既得利益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也应该学会解放思想，引入社会主义更强调公平和政府角色的制度价值，使得香港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从而在保持效率与自由的同时，建立起新的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产业与分配结构。
当然，就制度选择来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还是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只是这种资本主义，不应该再是原来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原教旨资本主义，而应该是改良的资本主义，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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