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中美关系未来异常悲观
如果把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贸易冲突，就会太过于简单了。在今天的中美关系中，至少存在着三个“战场”，包括：一、特朗普及其团队中的一些贸易官员，他们侧重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贸易公平、规则等；二、美国国会主导的技术冷战。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有不可弥合的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具有了高度的共识；三、安全和军工系统试图把中美关系引向传统意义上的冷战，即美苏那样的冷战。显然，在这三个“战场”中，贸易战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也可以成为技术冷战甚至传统冷战的起点。历史地看，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是零和游戏，更多的是双赢的，但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则往往是零和游戏。可以这么认为，就大国关系来说，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发展到这个历史节点的必然产物。很自然，贸易战不是两国冲突的终点，而是不同形式冲突的起点（或者导火索）。可以预计，两国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和解的空间也不大，即使出现了和解，也可能只是暂时的。
一个简单的现实是，中美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都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消化能力，除非两国贸易突然脱钩，否则不会对两国的经济产生即时的巨大影响。这种情况表现在两国谈判上，就是谁也不会向对方给予过多的让步。今天，中美的贸易谈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纯贸易问题，而演变成了力量的较量。
不过，不管贸易战如何发展，两国之间的热战也不太可能，也不需要，因为两国都是核大国。进而，中美之间也不可能用传统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国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没有能够通过传统战争来解决问题，更不用说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针对中国，美国更可能使用传统冷战所使用过的“意识形态”武器，包括民主、人权等。不过，所有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因素可以为对方制造麻烦，但远不足以使对方屈服。如果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只要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本国社会具有吸引力，外在意识形态就很难起到颠覆性作用。
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其他方面的冲突，这些其实仅仅是中美关系的表象。美国的真正的国家利益从来就不是这些所决定的。就其本质而言，美国外交政策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其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或者人们传统上所说的“霸权”地位。为了维持“霸权”这个最高的国家利益，美国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做，无论在国家层面、企业组织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也使得美国的作为具有了自我赋予的“道德性”，容易达成内部共识、获得内部支持。
美国的“国家利益”逻辑会使得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异常悲观。不管如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外在的力量可以使得美国改变这个逻辑。除非美国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逻辑会继续横行世界。不管喜欢与否，大多数国家都是试图在美国的这个逻辑下“求生”的，不管这些国家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美国的盟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把这个逻辑看透了，人们对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悲观。实际上，两国也有可能避开零和游戏，或者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也即前面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
中美关系最坏情况会是怎样
现实地看，人们并不难对中美关系做最坏的打算。问题在于，最坏的情况会是怎样的？既然热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中美之间有可能滑向新形式的冷战。新冷战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完全重复往日美苏冷战的情形。新冷战会是怎么样的？这首先需要人们看看旧冷战是怎样的？有哪些新因素出现可以回避旧式冷战？或者中国可以做什么来避免旧式冷战、避免最坏的“颠覆性错误”的发生。当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颠覆性错误”是针对中美两国而言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中美两国都会是他方行为或者自己行为的牺牲品。
旧式冷战格局就是一个美苏之间的“战争状态”，两国关系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和被视为是“敌国”或“敌国集团”进行冲突，同时和面临同样“敌人”或者“敌国集团”的国家进行合作。这种“冲突”或者“合作”的结果就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集团。第二、在存在着两大对立集团的情形下，所谓的“国际秩序”就意味着这两大集团之间必须存在一种最低限度的秩序，即存在着一些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规则，来保障国际社会最低程度的安全和稳定。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成功的外交就意味着有能力创制和维持这些规则，在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也提供给另一方以生存的空间，因为一旦对方没有了生存空间，“冷战”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热战”。
在国际层面，两大集团又是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呢？经验地看，两大超级大国通过不同形式的“试错外交”逐渐确立了一些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冷战秩序”。这些规则意在阻止两国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为世界大灾难，即核大战。有三条规则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不向对方或者对方的盟友使用核武器，尽管有些时候两国也经常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第二条规则是两大超级大国之间不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冲突。第三条规则是两大阵营之间进行有限的战争和冲突，即通过代理人所进行的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
不过，与其说是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两大集团内部集团秩序的建设。或者说，两大集团之间的内部秩序建设远较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主要表现在苏联集团使用计划经济模式来整合内部秩序，而美国集团使用的则是市场经济模式来整合集团。在很大程度上说，当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的苏联违背了马克思“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的理论，而反共产主义的美国倒是遵循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两种经济模式不同，决定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决定了集团内部各国统治集团的合法性，更决定了两大集团不同的整合方式（即计划经济的强制性和市场经济的自愿性）及其支撑两大集团军事发展水平的经济能力。尽管柏林墙的倒塌有其外部因素，但主要是其内部已经腐朽不堪。
尽管中美关系是否会演变到往日美苏关系还需要持续的观察，中国也须要注意一些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美国的“代理人战争），但更须要认识到今天的中美关系远非当时的美苏关系。在内部，中国已经确立了中国自己定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西方把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这并不反映出事实，因为事实上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已经占了国民经济的60%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开放经济，这和当时苏联的封闭性经济有天壤之别。在政治上，尽管中国政治仍在演变过程中，但很难演变成为西方那样的政体，并且在进行大规模建设、资源动员、应付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等方面，中国的政体表现出巨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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