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互异”文明全球主张上演世纪冲突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份“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这一段话，与美国政坛出现的“文明冲突”论调，明显不在同一个频道。在这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谈及中美关系时宣称，“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甚至以冷战为例称“同样引人关注的是，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
“文明冲突论”出产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保守派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至今争论不休。自其诞生之日起，虽然对其批判一直不断，但仍然越来越成为一种地缘政治诠释的“显学”。如果说，此前外界对其认知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话，那么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关系决策者和行动家，将其作为地缘博弈的行动指南。因此，不管“文明冲突论”是否真的存在，如今总有些人在以行动“证明”其存在。
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持续膨胀、综合国力大为提高，引起美国越来越多的注意，“亚太再平衡”与中美贸易战相继而至，如今带有种族主义意味的“非政治正确版”“文明冲突论”也被摆在了桌面上，更加震惊四座。
对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试图在自己身上验证“文明冲突论”之存在的中国而言，如何在一方面从理论上否认“文明冲突论”的存在，同时又要在决策和行动上默认“文明冲突论”被有心人利用的现实，外界在拭目以待，看看中国如何从这逻辑纠绕中跳脱出来。
理论逻辑：“文明冲突论”只是一种诠释
这厢是中国的“文明对话”，那厢却是美国的“文明冲突”。斯金纳在在发言的时候所说“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或许可以作为解开这场执拗的一把钥匙。因为此言至少间接解释了一个本源性问题：美国为何视中国为眼中钉、肉中刺？
中国正在推广自己关于“文明”的一系列构想，图为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图源：Reuters）
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因为中国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中国古代未曾睁眼看世界前的狭隘认知，在今天的美国身上却有了“新市场”和新演绎。
那么问题来了：“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究竟是什么？或许就是西方在其发展成就中提炼出来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世界文明领袖自居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在整个近现代，自西方文明作为挑战者打破了全球原有人类社会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的自然状态，建立以其为中心的殖民统治秩序以来，长期维持着西方文明一家独大、独领风骚的局面。
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不少人的心理和文化层面，尤其是在西方的价值观里，已经确立了“西方是正确的”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媒体牢牢把持着国际舆论话语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非西方世界就被贴上落后、野蛮、专制或权威的标签，需要被改造，甚至认为应该完全抛弃、消失。
此外，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产物的中国制度，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大会的演讲中总结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国作为并不完全遵照西方的路径和模式成长起来的新兴国家，在对自身模式进行阶段性总结和文明定义的同时，尝试着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固有认知。也如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说的，“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
其实，正在崛起或复兴的非西方国家的并不是只有中国，中国只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但也不能忽略更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迅速崛起的事实。这就出现了需要重新认识西方文明，或者说打破以“中—西”二元模式为中轴的思维范式。
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便是，“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中国正在经历从“中—西”走向“中国—外部世界”的思维转变，其实西方也应该逐渐建立起类似的观察方式，毕竟西方文明也只是人类有史以来各种文明的其中一个。
行动逻辑：“亚洲命运共同体”不是“门罗主义”
在此次面向亚洲的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陈述了“4点主张”：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4点主张，不仅与“文明”有关，而且与他早前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关，特别是近年被聚焦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尽管“命运共同体”仍然只是一种口号和愿景，从逻辑层面来看，“命运共同体”确实是辩驳“文明冲突”最具说服力的理由。
早在2016年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即提出了“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如果时间再向前推，在2014年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则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还宣称“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中共十八大之初的2013年10月下旬，中共史无前例地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凸显“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里的重要地位。而今，面向亚洲的外交则似乎成为中国外交布局的新重心。
在2015年5月，当时就已经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毅被问到外界对亚投行等举措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并不讳言中国以及亚洲人在亚洲“当家做主”。他回答称，“亚洲当然首先是亚洲人的亚洲”。同时他又补充称，亚洲也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亚洲。
在此，王毅避开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就是美国曾经公开奉行的外交方针——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是指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涉足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之间的事务，美国亦对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战事保持中立，但相关战事若发生于美洲，美国就将视为敌意行为。
“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方针之后，也曾出现过“美洲人的美洲”一说，但始终有观点批评其为美国对整个美洲的霸权政策，乃至为美国军事介入拉美打开了方便之门。
对于这场40多国和多个国际文化类组织参加的亚洲文明大会，外界有声音认为，中国其实是在搞一个中国版的“门罗主义”。潜台词就是，中国聚拢这么多亚洲国家，高喊“亚洲文明”，目的无非是与西方文明对抗，也就是默认了“文明冲突论”的现实存在，并且像美国那样，正在将其变成一种对世界格局进行改造的工具。
对于此的回答是，中国不想当“把头埋到沙子里的鸵鸟”，被满脑袋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冲昏头脑，而是必须以行动回击行动。因而，对“文明冲突”进行理论上的否认，并不妨碍中国在行动层面采取另一种逻辑。
就中国方面新近展开的“亚洲观”，特别是所称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来看，显然不同于美国“门罗主义”。习近平在众多国际场合不厌其烦地强调“平等”、“尊重”、“开放”、“包容”，恰恰是表明中国站在了划地而治、“我的地盘我做主”式的“门罗主义”的对立面。
“文明冲突”or“文明对话”
习近平在前述一系列说法明白无误地批评了“文明冲突论”，其实也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避免导向“文明冲突”的方法。那就是“秉持包容精神”、保持“文明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等等。
因而，亚洲文明对话，实则是中国继“一带一路”之后，提供出来的又一个公共产品。两者都是去政治的，去意识形态的。立足于软性的文化和文明交流的亚洲文明对话则更是如此。两者之间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说明，这是习近平上台后至今一以贯之的思路。
但习惯了马歇尔计划和门罗主义的美国，或许并不认为“一带一路”和亚洲文明对话真的可以去意识形态化。所以美国将文明冲突甚至上升到种族冲突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某种程度来看，带有必然性。
在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尽管到场的代表几乎涵盖了亚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分量较高的国家领导人却是屈指可数。出席的别国领导人有柬埔寨国王、希腊总统、新加坡总统、斯里兰卡总统、亚美尼亚总理等。另外，这次大会的召开也是几经推迟，曾经对外放话2016年和2017年就会举办。
可见，中国对外推行自己的新主张，获得其他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绝非一件易事。中国自身的国力仍然有限，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尚且容不下中国的雄心壮志，而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和民众的心理认可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是不完美的，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国际社会将不得不在迟疑、选择和磨合中长期动荡前行。作为其中关键变量的中美两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关系的走势，对于未来新秩序的构建，也将提供各种丰富的想象空间。
当然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是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从中美贸易谈判期间双方论战来看，两国对于这一问题分歧极大。在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审视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与联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必要性。
事实上，一直有许多政治学者认为，中国与西方是差异巨大的两种文明，却也是能够相互补充、调和的两种文明。前提是可以有效管控文明之间的冲突。
当然，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并不是仅有中西两种文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或“文明对话”，离不开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参与和塑造。无论如何，历史不会终结。更值得期待的是，不论是通过“冲突”还是“对话”的阶段，包括中西文明在内的全球文化都将进一步交流融合，到时候又会呈现怎样的状态？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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