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何时能吃上“平价救命药”
一部反映中国药品太贵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观影热潮。电影上映仅仅5天已斩获15亿元人民币票房，在中国网络平台上的评分居于高位。这部电影热映，是因为直接戳到了中国人的痛点——救命药太贵。这种药大多是由欧美国家研发，且研发投入巨大，动辄以10亿美元计，持续时间长，加上临床、审批等成本，注定这种药上市的价格本就不会低。毕竟药企不是慈善机构，它要收回成本和盈利。
救命药贵，是个全球问题，但也并非没有降价空间。电影中就明明白白地讲述，对海外专利救命药进行仿制，就能让昂贵的救命药变成接地气。印度就是一个例子——印度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价格仅为欧美药价的10%—40%。印度之所以成为全球救命药的出口大国，主要原因是印度充分利用WTO《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过渡期和“强制许可”，赢得了35年市场保护期，这相当于鼓励了仿制药大行其道。
《我不是药神》，引发了一场公共话题大讨论之余，也引起了中国官方的重视。中国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表示，正在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对医保目录外的独家抗癌药，有关部门将开展准入谈判。此前，中国在降低进口药价格上也有行动。比如2018年5月，中国还将进口救命药的关税降低为零。
但另一方面，中国依旧需要在降低救命药价格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拿出更多动作。
中国救命药不但比印度贵，也比欧美国家贵很多。这其中的逻辑在于，中国对外国药进口方面设置了诸多程序和环节。比如，中国不承认欧美救命药的审批数据，所以外国药品（即便在海外已安全上市多年）进入中国市场，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动辄三五年，且又很烧钱，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分摊到进入中国市场的药品价格上。
更严重的是，由于目前中国的医药体制，进口救命药进入中国医院又被层层加价，其中还有腐败等灰色甚至黑色的地带。同时， 专利保护期后外国药企仍可享受自主定价权等环节，同样也导致了进口药在中国价格奇高。这些问题都有赖于中国要不断祭出药品改革政策。
此外，中国也应积极与海外药企谈判磋商，促使其在华采用“薄利多销”的方式。中国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超350万。这个庞大的患者群体，为“薄利多销”提供了可能。据瑞银（UBS）介绍，罗氏2017年将化疗药物阿瓦斯汀（Avastin）的中国销售价格降低近70%，但在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后，该药的营收实现了约25%增长。
当然《我不是药神》也给中国了一种警示——“受制于人”，终究会让自身陷入被动和无奈。这有望推动中国加快加大在救命药等领域的投入和研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已经超出了电影本身，而是成为了一股推动中国救命药价格下降的积极力量。
美国有一部根据现实改变的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反映的美国医药体系的漏洞和缺陷，以及一位艾滋病患者与美国药监局“斗法”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引发举国讨论，最终推动了美国艾滋病治疗体系的改革和进步。我们希望，《我不是药神》的上映，能促使中国人早日吃上“平价救命药”。再者，能够推动中国吃药贵的问题得到缓解，则这部电影的贡献，就不是奥斯卡奖能衡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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