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与华尔街的复合体雄安成华北经济黑洞
自本届中国政府上台以来，京津冀一体化始终是中共高层推动的经济发展重点之一。在现状上，环渤海经济圈存在着臃肿的北京、鬼城的天津、饥渴的河北，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北京过强的黑洞效应导致资源流向失衡。作为首都，北京的发展与“首都经济效应”息息相关。有别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发展经济学为蓝本，由制造业拉动服务业，再辅以广阔的发展腹地形成的发展模式。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则高度仰赖北京的首都经济输出养分，天津、河北的经济发展则以辅助北京为主，内容则包括为北京提供服务（外港）或接受北京过剩产能（首钢）。
此外，相较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更加密集完善的卫星城布局，京津冀间则缺乏城市间的有机连结，导致的后果便是北京强大的经济能量未能投射至外围地区，北京出现过度拥挤，而边陲则资源短缺。
从北京市区到距离100公里外的河北农村，由于分工关系未能完善，彼此间缺乏依赖关系，长此以往的后果便是资源流向失调。天津、河北为北京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但却陷入“越发展差距越大”的困境之中。
对此，中共中央已注意到其中的问题，天津滨海新区成立的目的便是为了接收北京的经济中心功能，将北京的功能局限在政治、文化中心上。为落实北方金融中心计划，中共中央在2003年时任命前中国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并将滨海新区定位为“中国曼哈顿”。除了大力吸引金融机构入驻，天津市政府也积极推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开放等改革方案，滨海新区也拔高为金融创新试点基地。
然而，作为北方金融中心试点地区，天津市政府期待的以总部经济拉动当地金融业起飞的期望并未达成。天津的金融业发展虽然迅速，但主要增长力道来自小额零售业务，这也让天津曼哈顿的推动陷入停滞。
要说天津曼哈顿发展出现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华北地区产业结构高度仰赖北京的首都经济进行输血，而首都经济带的蓬勃则源于北京群聚的央企、国企。也因此，即使中共中央积极推动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但吸引不到央企、国企入驻，而外资又扎堆香港、上海的情况下，天津曼哈顿的发展也面临结构性制约。
相较于天津仅凭自身之力竞争华北金融中心地位，雄安则能靠着首都副都心的地位在首都经济上占得先机。
天津保定恐进一步衰落
自雄安新区规划发布以来，这个被比喻为比肩深圳、浦东的国家级新区随即引发市场上全方位关注。从雄安炒房团到雄安概念股，只要与雄安有所关联的无一不受市场热捧。当然，这与中共中央将雄安的发展拔高到“千年大计、国之大事”息息相关。
然而，理性客观来看，雄安新区的设立虽有助于疏解首都过度拥挤的机能，但一昧的通过政策措施向雄安输出扶植政策反倒可能导致京津冀间脆弱的协同机制进一步弱化。
诚然，作为中共中央作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的试点基地，雄安在高新产业的发展上较天津与河北占据更多优势，拔高至“中国硅谷”的潜能无人质疑。但过多的政策资源集中，雄安的崛起反倒引发天津、保定等地资源外流，导致的后果恐怕不是资源分流而是资源进一步集中。
从长三角、珠三角的成功发展经验来看，中共中央试图以北京、天津、保定为三角画出一个京津冀经济带。然而，经济带规划的有效与否依赖的是核心与边陲间辐射关系的效率，单纯的重构核心而忽略了关系的巩固不仅无助于京津冀一体化，反倒让早先已失衡的资源流向进一步恶化。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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