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风潮盛行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FT中文网：民粹主义的风潮盛行，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启示？盛洪：道理是一样的。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好处的（制度），会侵害很多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可能暂时不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但（民怨）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会爆发。对于民粹主义，中国要更加警惕。加一个“更”字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不存在通过老百姓的投票来影响政治选择的情况，所以一旦爆发可能会是一种更暴烈的形式，这其实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认为，一定要纠正只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制度和政策。
我要说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对国企垄断集团的偏袒要终止。这个集团人不多，但是他们能量很大，占据了中国大量的资源，但又没有创造出利润和盈余。如果政策继续偏袒它们，那肯定会侵害到中国其他的、更广大的群体的利益，包括民企和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个就是土地问题。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严重偏袒地方政府利用公共暴力去强制拆除农民的房子，抢夺农民的土地。已经有很多恶性事件了，比如前段时间的贾敬龙事件。这些都是慢慢在积累的，这些人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他们某天可能会爆发。
另一件事，是要真正落实中国的民主制度。今年正好也是人大代表换届，我听到了很多不好的消息。很多地方政府直接出来干扰那些有意竞选的个人，甚至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是公然违反《宪法》，违反中国的《选举法》。这很可怕，会导致民众的不满积蓄，与此同时，你又不给他们的不满一个释放的口子。这就和物质的内应力是一个道理，突然有一天它就断裂了，但在它断裂之前你又看不到。
FT中文网：对过去一年中国的改革进程有一种悲观的评价，认为十八大确立的各项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总体来说社会比较压抑和茫然，再加上外部又很多纷扰。您怎么评价过去一年中国国内的气氛呢？
盛洪：我觉得总体来讲，舆论方面是比较压抑的，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一直认为，我们不能老是期待轰轰烈烈的事情的出现，那种事情未必是我们对历史判断的很好的依据。历史往往是一些小事件所构成的。我们需要看到总体的舆论背景比较黯淡之下一些积极的做法。
FT中文网：比如说，您看到了哪些？
盛洪：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国企改革，在打破石油垄断方面其实是往前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渐放开了原油进口。2013年时，我们写过一个有关石油体制改革的报告，提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很小的建议，就是 “打破石油垄断，首先要放开原油进口”。当时很多人说，你诊断中国石油市场这个癌症病人，竟然给他吃感冒药。我说，我们开的是中药。中国石油行业的垄断，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垄断——从上游到下游，从中国国内到进出口，全部都被垄断了。我们需要有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原油进口。中国有很多民营炼油厂，它们原来是不能直接进口原油的，到了去年，原油进口逐渐放开，配额也越来越多。到了今年，我注意到路透社有个消息——“青岛港外面油轮排上了队”。民营企业的进口配额大概占到了总配额的1/4到1/3。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数字。炼油之后的成品油进入市场，就对“两桶油”提出了挑战。当然现在还是由政府来管制价格，但如果有很多家炼油厂直接提供成品油，就会形成市场价格，政府再来定价的话，就显得多余，因为它依据的国际成品油价格也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那为什么不能由中国市场决定？为什么要肯定这么小的事情呢？不要忘记，我们面对的是异常强大的垄断系统，你要一步一步逼它后退。另外还有食盐的专营，也在改革，在比较显著地削弱垄断因素。
王：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在国企整体业绩比较疲弱的情况下，又对它们提出了要去产能去杠杆的目标，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您看来，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盛洪：我认为中央政府提出的“去产能压库存”恰恰是个策略性的提法。过去一提裁员和破产倒闭，国有企业就会找借口。所以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用外力促使它们去产能压库存。另一方面还给国企一条路，就是改革，比如说混合所有制，比如用管理资本替代管理企业。实际上国有资本不一定要进入到这些企业，它可以完全是资本运作，而且也不见得要对企业控股。其实就没有必要坚持国有企业了。在出售国有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资本运作，只是把资产从企业资产变成了货币资产而已。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来参与国有企业，比如参股，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事实上现在很多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在出售国有资产，这个方向我们是赞同的。这样一个组合拳如果落实下来，它的方向是对的。
盛洪：为何司法公正对执政党如此重要
FT中文网：中国社会过去一年里发生了几件牵动人心的案子，包括雷洋案和年底的聂树斌案。聂案最后虽然翻案了，但是大家好像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您怎么评价过去一年中国的法治和社会治理？
盛洪：我们一直在批评中国的政府治理，它实际上是以行政为主导的，司法体系依附在行政体系之上。这种做法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行政操作一方面效率低，第二缺乏制衡，第三没有示范作用。政府没有必要什么都管，什么都要直接控制，包括在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民企要建立党支部，甚至在NGO也要建立党支部，这实际上是个效率非常低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基本规则。迄今人类社会一些极具智慧的安排，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司法体系。司法体系通过判例来提供一个先例，来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原则。
假如随便打死一个公民，而警察不被判刑的话，以后会有更多的警察打死更多的公民，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聂树斌案也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案子，二十多年才翻，而且是在真凶出现了那么多年以后才翻，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这反映出一个制度问题：如果这个案子的初审是一个地方判的，然后二审还是这个地方的法院判，那么基本就不会翻。我们连对人性的基本判断都没有了吗？古今中外，早有比这好得多的制度。比如宋朝的审讯和量刑是两个法院，两群人，就是说，你在审这件事是不是事实的时候，不会带着一个动机。而现在的很多法院都带着动机，就是我要判你什么罪，我才审你说什么事实。宋朝还有个制度更棒，就是当你喊冤的时候，立刻给你换一个法院。如果当年聂树斌喊冤就换一个法院的话，他根本不会死。这个司法制度必须改，它太糟糕了。一个执政党要聪明地进行公共治理，就要用司法治理，而最重要的是，不是把司法体系作为工具，而是要尽量公正。公正的结果是，执政党可以获得声誉，奠定政治基础。
FT中文网：十八大之后，大家感受比较深的是反腐运动，但制度层面的改革好像不多。明年中共会召开十九大，这也是个换届的年份，您怎么前瞻这次会议？
盛洪：反腐还是赢得人心的，毫无疑问。但是反腐走到后期还是有些偏差，让人们担心，它可能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手段。还有一点，反腐让人们看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举个例子，面对政府管制，或者政府侵权行为，原先有的企业会对政府进行贿赂，就能绕开管制，或者获得一个护身符。这么做肯定也是腐败了，但这是这样一个制度背景下的腐败。反腐以后结果是什么呢，护身符没了，民营企业更糟，企业也办不下去了，市场和企业之间的门关上了。这就有一个制度问题，而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没有什么很快的动作去改变它，所以反腐带来的正面影响大打折扣。
还有一点就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中共内部一个不太好的传统就是，谁官最大谁就最聪明，谁就最正确；一旦他说了话，别人都不许批评。这是特别大的问题。领导人犯错了，甚至闹笑话了，谁都不负责任，实际上是对领导人和执政党本身的损害。假如十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群唯唯诺诺的人，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经常讲一个词叫“政治审美”，意思是，领导人的周围群星灿烂，他们是一群独立思考的人，会提出不同意见，甚至经常批评，这个时代才能漂亮，否则不漂亮。你一说话，大家都说好，这从审美角度来说不美。我希望的是有独立思考、能提意见的人进入到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才有活力，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没有太大的期待
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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