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路线图已框定新加坡模式
十八大后在中央高层内部流传的《新加坡发展之路》公开出版,这本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被认为释放出重要的政治信号。新加坡东亚所所长郑永年认为,这“足以表明在十八大以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推行体制改革的决心没变,改革的努力是有方向的。”这本国防大学课题组撰写的中国官方调研结果,与2016年1月成书公开销售,但在近期得到普遍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这本书以借鉴新加坡经验为主题、建议有序推进政改的中国官方调研结果,释放了两个信号——中国政改是有方向的,中共也恢复了对新加坡政治模式可持续性的信心。
上述课题组组长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副组长是周立存少将和朱成虎少将。新加坡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透露,刘亚洲、朱成虎等人完成的报告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写好,十八大以后在中央高层内部流传,隔了这么多年才在今年年初公开出版,“很可能反映了中国和新加坡各自国内情况的变化”。
前香港南华早报中文网总编辑郑维指出,“这个课题组的级别很高,对新加坡的政治结构的认识也是高屋建瓴。”刘亚洲被外界誉为“军中国师,信奉国家主义,是军队改革派人物。刘亚洲是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其妻子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活跃于政界。
周立存现任国防大学科研部部长,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成员;朱成虎是军中知名“红色理论家”,其外祖父是位居中共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
他们在书中总结说,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启示是:政治体制改革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在不断创造和积累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努力塑造占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为未来民主普选奠定必要的法律界限;调整改革党政组织体制,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有效执政问题;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民主普选的政治目标。
郑永年表示:“十八大以后,中共在(2013年)三中、(2014年)四中全会发布两个改革决议方案,明确了在经济社会和法治政治体制两方面的改革方向。但社会对中国改革的方向还是不清楚,改革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加坡发展之路》的出版,足以表明在十八大以后,尽管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国推行体制改革的决心没变,改革的努力是有方向的。”
观察人士指出,这本书的得以出版,显然获得中共高层一定程度的认可,其背后的意涵也十分明确,那就是新加坡政治上的发展路径,是中共可以借鉴的模式。当然,这并不意味北京会“萧规曹随”的沿着新加坡的模式推进,但至少表明,在政改的议题上中共并没有裹足不前。
中共此前一再强调,中国决不会如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确定的新路,调整现有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一再进行这样的澄清,说明改革的边界,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更是对政治改革自我认知的重申。
全面掌握党政军权力的习近平,经济、社会、治党整风等领域多有表述和动作,数不胜数,但从未谈及政改。因此,外界也断绝了对于习近平推进政改的遐想。但是,不说不代表不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另外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与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当年屡屡高呼政改不同,习近平在内中共现任高层在这一方要谨慎的多。多维新闻此前就曾指出,在短期内,政治体制改革议题或将不会成为习李政府的施政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高层不会在这一议题上进行谋划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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