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老板：以后东方归中国管西方归美国管 挺好
2015年，《百年马拉松——中国密谋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一书在美国出版，作者白邦瑞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政策研究室顾问，与中国军方交往颇多。在书中，白邦瑞“揭露”了中国鹰派的密谋——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而美国过去40年一直被愚弄，愚蠢地帮助中国崛起。在华盛顿，这本书迎合了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以及对讨论“中美竞争主导权”的热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乔纳森·波拉克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对该书的评价分别是：“糟透了”“垃圾”以及“充满事实错误”。
在华盛顿智库圈，人们一般认为，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对华相对温和，而有军方背景或从事战略研究的人，对中国则多一分怀疑。“中国显然是在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弱，其过度扩张的外交举动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中国该明白，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美国有许多办法阻止中国，不要逼美国使用这些办法。”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西古尔亚洲研究中心采访亚洲问题专家萨特时，《环球时报》记者听到了此次美国行对中国“最直率”的声音。
萨特表示，对于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已出现严肃辩论，只是IS(“伊斯兰国”)、俄罗斯等问题的急迫性让它尚未成为美国外交领域最首要的辩论。在近期发表的学术文章中，萨特称，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对美国的傲慢使后者“惊醒”，增强了华盛顿反制中国的决心。
更多接受采访的美国学者，表达的则是美中“除了合作，别无选择”。在号称华盛顿第一智库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波拉克说，中美之间有太多分歧，未必能解决，但必须被管控。就像奥巴马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如能得到全面执行，将极大降低伊朗十年内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但外界仍批评该协议风险太高。可这些批评者能拿出什么替代办法？他们希望没有此协议，任由伊朗为所欲为？难道希望与伊朗打仗？美中之间也是，不论是否喜欢，都已经坐在一条船上，如果不管控分歧，结局一定是相当令人不快的。
包道格认为，“伊朗核协议达成，美中也有很好的合作，但奥巴马政府不向公众说明这些合作，却在南海争端上说得太多，默许美中间各种困难、麻烦出现在媒体上。”
八任美国总统推行的对华政策过时了？没有，“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基于全面敌对假设的中美关系会行得通”
“中国究竟想做什么？”《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论对华温和派还是强硬派，这似乎成了美国学者共同的疑虑。以南海为例，他们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中国睦邻政策十分成功，但最近几年中国似乎不想做“好邻居”了。一些人进而怀疑强大了的中国势必挑战现行国际体系与规则。美国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学者罗伯特·戴利说，中国在西太平洋给美国传递的信号是“让路”，而美国的政策是“我们不走”，这种对立似乎无法调和。
今年3月，美国外交学会发表《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强调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旨在平衡中国崛起而非帮助中国崛起的大战略，批评现行对华政策以牺牲美国主导地位和长期战略利益为代价，认为美中战略竞争才是未来常态。两个月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发表题为“美中关系逼近临界点”的演讲，对2010年以来两国国内威慑彼此论调不断升级，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重心逐渐转向极端表示担忧，并提出中美需要“第四个联合公报”等解决之道。他还援引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对中美互疑的概括：在北京看来，华盛顿坚决反对中国崛起，甚至想破坏其政治领导力;美方则认为，北京的长期政策旨在将美国赶出亚洲。
究竟哪种思想才是美国对华态度的主流？在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推荐记者从该学会最新报告中寻找答案。在这份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报告中，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任总统亚洲政策顾问的杰弗里·贝德，对美国近期不少外交政策专家的对华负面论调表示担忧，他尤其反对一些人关于尼克松以来八任美国总统所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过时的看法，强调从实践层面看，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基于全面敌对假设的中美关系会行得通。贝德告诉记者，美国对华战略存在全面对抗与全面后撤两个极端，选择全面对抗是一种惰性思维，而现实是美国只能走中间道路。
美国选择“容纳”中国崛起？事实上，美国更希望“塑造”中国的行为和选择
“来美国这么久，看到这种对华政策的激辩其实挺痛心的”，一名就职美国媒体多年的华人记者对《环球时报》说，最痛心的莫过于两国情感氛围的不同。当年尼克松与基辛格到中国时，两国基于那么大的善意开始了接触，但现在，两国间频繁的保证似乎总遏制不住对彼此的怀疑。
在中美存在战略互疑的大背景下，对华比较温和的美国学者大都认为美中需要找到合适契机向彼此澄清战略意图，却不认为中美搞第四份联合公报是“好主意”，原因是目前不论南海、网络安全还是其他议题，美中之间困难与分歧太多，如果开启商讨第四份联合公报的谈判最终却未成功，反而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伤害。
可中美怎样才能打破信任鸿沟呢？在美国期间，《环球时报》记者接触的中美两国学者都有人认为“球在美国一边”。有受访者表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崛起的中国需要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发言权也是事实。现在反而是美国对华政策很不清晰，美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中国的崛起？
“美国历史上从未与任何有核国家发生过直接武装冲突，既然战争(选项)不在桌面上，奥巴马清楚，他必须找到与中国和平相处之道。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容纳(accommodate)中国崛起，中国也必须适应美国存在，妥协必须是双向的。”波拉克说，“我认为，中美目前尚未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可以管控潜在竞争的相处之道。”
与波拉克一样，包道格与葛莱仪也否认美国有遏制(contain)中国的意图。在他们看来，“遏制”在大国关系中专指美国冷战期间对付苏联的那一套——不往来，不合作，搞竞争。而美国每年接纳如此多中国留学生，这么多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显然不是“遏制”。
可美国学者对“容纳”的理解和中国人不同。亨利·史汀生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容安澜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美国不反对中国变得强大，也认同中国希望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更大发言权，而不仅仅是遵守规则，但美国不希望中国颠覆现有规则。葛莱仪说，美国愿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为网络安全制定规则，说明美国并非不希望中国对国际规则做任何修改，但同时美国要影响和塑造中国的行为。在《中国挑战——塑造一个崛起大国》一书中，前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柯庆生表达了类似观点：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绝不能是阻止中国崛起，而应是塑造中国的选择，使之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
下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在许多美国学者眼中，这次访问对稳定中美关系意义重大。容安澜认为，习近平上次访美时，奥巴马把过多精力放在了网络安全等具体议题上，两人在阳光庄园错过彼此澄清战略意图的契机，这一次，中方可以向美方澄清中国无意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富侵略性举动，美方也需要对中方的关切做出回应。贝德则希望习主席能对美国公众发表一次演讲，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对现存国际体系、国际规则、国际法以及国际秩序稳定性持何种看法。“如果习主席能这样说的话，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一种信心再保证，让美国公众感受到中国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是积极、建设性、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挑战。”
政治分歧难解决？那就“将目光重新投向经济领域”
“在这场对华政策辩论中，不论强硬派还是温和派，出发点都是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从当前看，“继续对华接触，同时塑造中国选择，让中国守规矩”仍是主流思想，但未来如何变化并不好说。金灿荣说，总体而言，中美的确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之中，面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强势表现，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被激发出恐惧与焦虑，当下的对华政策大讨论也是这种焦虑的体现。再加上习主席执政后中国外交表现出积极进取姿态，更刺激了美国的焦虑。一般而言，对于美中关系，美国搞经济的人比搞战略的人乐观，在政府实际操作的人比搞研究的人乐观，华盛顿以外的人比在华盛顿的人乐观。
美国经济界人士的想法印证了这种判断。在记者此次采访的华盛顿学者中，曾在世界银行工作多年并为亚投行做过顾问的杜大伟是唯一一位具有经济学家头衔的。在他看来，面对政治领域无法轻易解决的诸多分歧，人们应将目光重新投向经济领域，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过去30年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只要经济相互依赖得到进一步提升，两国在处理棘手问题时就能有更大信心。杜大伟认为，加速双边直接投资协定谈判就是中美增进经济相互依赖的重要契机。
对于中美经贸往来，位于美国西部的加州似乎比远离太平洋的华盛顿拥有更多发言权，而位于加州北部的旧金山湾区则是全美与中国经贸联系最紧密地区之一。与华盛顿不同，在这里，人们关心的话题是商机与投资，而非战略与争端。在与中国存在诸多历史与文化渊源关系的旧金山(该市25%人口为华人)，记者见到了湾区委员会总裁兼CEO兰多夫，他所领导的机构为湾区企业去中国投资牵线搭桥，也为中国企业投资湾区提供服务。他告诉记者，虽然近年来面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出现了不小的困难，但湾区企业依然将中国市场视为一大机遇，也相信可以在中国有好的表现。“当然，如果习主席访美时能对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做出一些保证，帮人们重建信心，就更好了。”
与智库学者和经贸人士相比，美国普通人对中美大势的看法显得更率真可爱。在华盛顿开出租车的埃塞俄比亚移民詹姆斯说，美国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孩子，现在看到中国成绩要超过他了，当然很紧张，甚至想叫上几个同学给中国使点坏，这就是大国竞争。“这么说话的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纽约一家餐厅的老板对记者说，“不过，解决中美争端哪有这么难，以后西方归美国管，东方归中国管，挺好。” 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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